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从恢复交换留学生开始，两国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多。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要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来访。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较为积极，主要做了两件事：建议两国外长在联大举行会晤；主动提出派阿尔希波夫访华。据透露，选择这一人选，苏方是煞费了苦心。阿尔希波夫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不好拒绝；而且他主管经贸，可以讨论扩大双边经济关系；再者，他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可以借此进行高层接触。我方很快答复同意。但就在访问前一天，苏方突然通知，由于“技术”原因推迟访问。后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此访终于1984年年底成行。除了同姚依林副总理会谈外，阿尔希波夫还会见了陈云、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等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电视上播放了他们见面时亲切拥抱的感人情景。通过这次访问，双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经济、科技合作。1969年双边贸易额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1.2亿瑞郎，1982年双边贸易额回升至6亿瑞郎，而1985年则达到46亿瑞郎。

　　相隔30年后，我国在莫斯科举办大型贸易展览会，轰动了苏联各界。每天有两万多人参观，排几小时队才能买到票。苏联观众在留言簿里写道：“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以前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展览使我消除了旧观念”，“中国人善良、诚实、公正”，“谁也想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改革……”不少群众反映，现在苏联有一股“中国热”。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方利用派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的机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话说得比较艺术，以“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措词加以表达。据了解，苏方对此也一下子心领神会。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7月2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这是苏方第一次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实际松动，正式确认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河的原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调子最为和缓的一次。

　　对苏方的这种姿态，中方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同时指出，它同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举行中苏高级会晤的问题。此前，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或胡耀邦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8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这次会晤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能否启动外长访问的决策。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谈判代表分别是田曾佩副外长和罗高寿副外长。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对对方的立场也都了如指掌，每次谈判的时间都很长，而且都习以为常。最后一次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原定的晚宴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后来索性改成工作晚餐，边吃边谈。吃完饭后又继续会谈，一直谈到夜里快12点结束。到最后一分钟，才达成内部谅解：双方都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双方都表示愿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公开对柬埔寨问题表明立场。他说，我们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高级会晤。9月20日，在联合国第43届大会期间，中苏两国外长举行了会晤。钱其琛外长着重谈了柬埔寨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表示，苏方愿意为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出努力。双方商定，中国外长将于年内访苏。

　　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

　　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高级会晤作准备。代表团一行10人，住在离大使馆不远的柯西金街国宾馆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小楼。小楼上下两层，除了主卧室、会客室和餐厅外，只有几个小房间，包括司领导在内，都是两人合住一间，我的房间靠近门口，正好在主卧室下面。

　　抵达莫斯科当天，双方就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主要还是围绕柬埔寨问题。中方主张，在双方已达成的内部谅解基础上，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形成《共同记录》。我方强调，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不愿明确承诺促越撤军的期限。双方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卡住了。如果不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可能又成了问题。

　　第二天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怎么办？当天，大家都很着急，睡得很晚。次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上的脚步声吵醒了，看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可能是钱部长因考虑如何走出这一僵局而未能入眠。天亮后，钱部长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等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着工作。外交官都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在对方的室内讨论工作事宜。正如钱部长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道，“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早餐时，代表团成员都在一楼中间的餐厅里吃饭。就在餐桌上，钱部长拿出苏方提交的共同记录草案，当场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交给戴司长，说马上找苏方谈，尽量按此达成协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中苏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正是钱部长彻夜想出的折衷方案。

　　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双方的情绪都很好，谈得无拘无束。戈氏显得很自信，十分健谈，主要介绍了国内改革的情况。在谈到两国关系时，他主动表示，对过去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这是继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向中方承认错误。关于中苏高级会晤，戈说，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钱外长表示，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这样，期待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终于谈定，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业已完成。走出克里姆林宫时，双方人员的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神情。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应邀对中国进行回访，为中苏高级会晤作最后的准备。先在北京举行会谈，进展较为顺利。苏方建议，在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记录》的基础上，公开发表一项声明，表达两国在政治解决柬问题上的一致主张。中方表示赞同，并着手讨论声明草案的措词。同时，双方谈定了举行高级会晤的具体时间。

　　因邓小平同志当时在上海休养，双方代表团2月3日晚移师上海，以便安排接见。在宾馆里，双方继续磋商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声明的内容，一直谈到半夜，还是达不成协议。最后，苏方变卦，声称不同意发表有关声明。深夜，钱部长召集开会研究，并当场决定：4日早餐前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苏方得知这一通知时非常紧张，表示马上报告外长。

　　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在同邓小平会见时，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问候后说，戈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问中国，昨天已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其用意显然是套小平同志首肯高级会晤日期。邓小平回应说，你们两位外长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接着他又进一步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经过一番周折，中苏高级会晤总算确定了下来。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从而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会谈中，双方赞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两国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中苏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一致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之间终于结束了近40年来要么结盟、要么对抗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中国和苏联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演变，但当时双方确定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冲击，而且成为后来新型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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