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初唐时期在边境陈兵并不多，而是散布监听站于番境，一旦有警立即驰告中央，再由中央做出反应，或征或抚。“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少粮费，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初唐时建立的军事国家化的府兵，则以内敛形式集中以拱卫首都及中央，各地要塞镇戍警方体系，也由府兵轮调，建制上实无地方兵团。地方有变，则由警方体系先行防御，中央派军驰援作战，戎平即还，府兵虽属军府统领，但又同时隶属于州县，军府不得自行征调，调兵须有皇命，地方上不见命令不发兵，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结党和割据。这样唯一的缺点是不利于应急，太宗于是从两方面加以弥补，政治上以德抚之，边境要员选择德才兼备处事灵活的，严禁擅起边衅侵凌小国的，贞观朝的边将如李世绩李大亮都是名将良吏。军事上勤修武备，贵精不贵多，中央军向不轻出，一旦出兵务求一击即中，威慑四方，所以边境虽然没大量驻兵但也没几个敢轻易惹唐的。如松赞干布曾以20万兵力攻松州，虽然地方不敌告急，但一旦唐中央出兵，虽然只得5万人，大军未至前锋已夜袭吐蕃大营斩首千余而还，吐蕃因此老实了数十年。如此恩威并用，德刑并举，建立起东亚地区的天可汗轴心体系。唐朝由此成为中原大一统王朝之中第一个不修长城而依然武功鼎盛的帝国。
 
　　贞观二十年，唐灭薛延陀，回纥和铁勒诸部内附，修参天可汗道，是为天可汗制度的完善和第一次扩张。薛延陀是东突厥灭后的新兴势力，一向桀骜不驯，不服唐制。先有不听唐号令擅攻突厥余部一事，太宗遣李世绩败之，并当面告诫。后贞观十九年太宗东征高丽，薛延陀又出兵骚扰唐界，还遣使来见太宗探听虚实，太宗知其不臣，为免薛延陀坐大成为大唐之患，回师之后即命回纥诸部统大军攻薛延陀，唐发兵以应和，此战以唐将李世绩为统帅，之后回纥和铁勒诸部正式内附，并在回纥酋长的请求下修建参天可汗道，加强唐帝国与诸藩的联系，这是天可汗体系的第一次扩张，唐帝国的疆域也由此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地区。
　　
　　2、高宗时代：天可汗体系的再度扩张
　　
　　唐高宗大约是历史上被矮化得最厉害的一个君主。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男人的尴尬，老爸是千年仅出的大帝，老婆是千年仅出的女帝，任何人撞了这样的大彩可能都会变成什么也不是。于是，人们普遍认为高宗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完全毫无才能毫无建树，事实是否如此呢？看看高宗时的名将：安西都护裴行俭，就是著名的反武人士，武则天被册立为后他公开说国家祸乱，自此而始，但高宗一朝都颇受重用，被赞为“卿文武兼资，故授卿（文武）二职”，为安定西域做出很大贡献。而裴行俭正是灭百济、西突厥的主将苏定方的唯一爱徒，以为当今之世，唯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二人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苏定方贞观年间随李靖出征东突厥崭露头角，但大显身手却是在高宗时期。以武后对政敌的凌厉手法，是不可能重用裴苏二人的，这从她亲政之后把裴行俭的兵书没收泄愤可见一斑（时裴行俭已经去世）。此外，高宗朝屡屡击败西突厥的名将王方翼，更是废皇后王氏的堂兄，高宗去世后立刻被贬死于流放途中，可见高宗朝前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高宗本人。他在提拔将领、开疆拓土方面是值得称道的（武后没理由重用自己的政敌），唐王朝的疆域，亦是在高宗的手里，达到了极盛。
　　
　　查武后摄政事，通鉴上有如下条目：显庆五年（660年）： 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长孙无忌死于同年七月）。
　　
　　“或”字，就表明还不是什么事都委之天后，只是有时让天后办事。所谓“处事皆称旨”说明了天后并不擅权，办了事都向他汇报，并得到了他的认可。一个“始”字还表明以前从来没有让她处理过政事，最后决策都是高宗自己。
　　
　　接着有高宗认为武后干政有意废后，招上官仪密谋不果，武后权势进一步增强，始有麟德元年（664年）事：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然上元元年（674年），有天后上书建言十二事，如劝农商、息兵、广言路、习《老子》等，帝“皆下诏略施行之”，可见天后建议必须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略施行之”，证明不是完全采纳，尤其是息兵，具体讲就是高丽战争，高宗一定要打，至此天后才能上表劝谏。可见麟德元年之后武后并未能完全把持朝政。
　　
　　时至上元二年（675年）高宗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说明高宗病情加重，已不能管理朝政，欲委之天后受大臣劝谏不果，遂于令太子李弘、李贤监国。武后于是连杀二子，高宗不能制。12永淳元年（682年）让太子显监国，此时已可认为高宗长期病重大权已然旁落。
　　
　　故此，我认为显德五年不应视为武后把持朝政政由己出的标志，而是此后武后干政的程度逐渐加强，上元二年至永淳元年后基本可视为武后实际执政时代了。之前对外战争的胜败，则应由李治负责，包括对西突厥及高丽的胜利，以及对吐蕃的失利。
　　
　　高宗朝的对外关系，概括起来分三类：1）灭西突厥，天可汗体系进一步扩张 2）灭高丽，大唐疆域此时达到极盛 3) 对吐蕃战争失利，大非川一战破除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灭西突厥：太宗时代，已基本完成对西突厥的分化和包围工作，李靖平吐谷浑，侯君集灭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遂立安西四镇，这是大唐经营西域的开始。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以称臣内附的突厥人阿史那贺鲁为左卫将军、瑶池都督，令其招讨尚未服唐的西突厥各部。贺鲁击破西突厥首领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十姓诸部皆来归附，遂拥兵数十万，势力逐渐坐大。时太宗已去世，贺鲁遂自号沙钵罗可汗，起兵叛唐，安西四镇失守，并发兵攻唐庭州，时为永徽二年(651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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