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振奋的时期。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其超群的谋略，以霸道灭其国，以王道收其心，在以三千铁骑灭东突厥之后，成功令西、北诸民族臣服，共上尊号“天可汗”，此段史实大家耳熟能详，但对于天可汗的具体含义和他所代表的权威，却各说不一，时见争执，故做此文，以求方家指正。
关于大唐之天可汗释义及天可汗制度，先贤已论述颇丰。其中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一文，是如今讨论天可汗制度中最完整的单篇，也是最常引用的资料。他人的著述或有重大错漏，如李树桐《唐太宗怎样被尊为天可汗》中称天可汗之称为太宗一人所独有，显与史实不符。或仅仅对罗说的某些看法加以修订和质疑，其中以章群《评天可汗制度说》最见功力，然证据仍显薄弱，不足以动摇罗说之地位。或在罗说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进一步发掘，然仍未出罗说之基本框架，如林天蔚的《天可汗制度》（载于《隋唐史新论》）和姚大中的《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载于《中国世界的全盛》）等。故此，中华百科全书完全采取罗说作为“天可汗”一词的释义。本文既名《天可汗制度浅析》，自不打算做深入挖掘，旨在综合各位大家之论，略加评论和补充罢了。
天可汗，又名“天至尊”，全名“皇帝*天可汗”，贞观四年太宗由四夷君长上此尊号，从此塞外诸族尊中华天子为“天可汗”，意为太宗不仅为大唐皇帝，更为西北诸蕃共尊的万王之王，“敬之如父，礼之如天”。而天可汗之所以被人称道，不仅在于其称呼上的尊贵，更在于一种实质性的政治体系。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维持胡风，又接受大唐官职，日人内田吟风称之为“胡、汉二重体制”，谷川道雄定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称为“胡、汉分治”，刘学铫称为“双轨政制”，雷家骥谓之“一国两制”。1大唐皇帝被拥为天可汗后，即需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之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之征调，亦得受征至中国平乱。2征吐谷浑征高丽等等，都有征发西域各族军队参战。平安史之乱，亦有此力。
唐朝天可汗制度，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国际组织性质的机构，诸蕃推大唐天子为国际盟主，以唐朝的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和和平的力量，而大唐则以强大国力为背景，利用诸蕃之间的相互制衡为自己守卫边疆，减少兵事上的花费，建立起以唐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国际秩序，是为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语）。知名战略学者纽先钟教授即认为，公元七世纪，当时的唐朝，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组织的天可汗制度。天可汗不仅是一种荣誉，更具实质意义，它的目的是使许多弱小邻国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3日人称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殆非虚语。
故此，天可汗不仅令史家称羡，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战略学者的重视，希望通过对天可汗制度的研究，吸取相关历史教训，找到一条在当今冷战格局瓦解、已不存在共同假想敌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天可汗制度本身即无假想敌，其主要功能即征召诸蕃部队讨伐“不德”，即不遵奉唐天子号令，擅起边衅的国家如高句丽、薛延陀等。）
天可汗制度始于唐代武功鼎盛之太宗时代，高宗承太宗志灭西突厥后再度扩张，武后摄政为维持国内高压统治大杀边将，帝国之威信受到短暂的挑战和震荡，玄宗时代国力复振，玄宗本人即以天可汗身份排解各国纠纷达七次之多，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以后名实俱亡。本文拟从以下三部分加以详细解说：1、天可汗释义；2、天可汗制度的运作；3、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一、皇帝 天可汗 释义
太宗以“天可汗”之称君临四夷之事始末，通鉴、两唐书、唐会要等史书都有描述，其中以杜佑的《通典》记述最为详尽：
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
按传统说法，天可汗为国际盟主，西北部落直接称臣于中国者，称唐皇帝为可汗，不称为天可汗，二者有别。罗一之即谓：称太宗为可汗者，直以其地为中国属地之一部分，故须置吏设治；称天可汗者，则为国际和绥之联合首领，故即以其国首领为都督，而不别为置吏，户籍亦不上于唐之户部也。
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引《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铁勒诸部，请上太宗为可汗，皆请置吏，唐廷遂将诸部设置瀚海等十三个羁縻府州，以证其说法。然此说却有相互矛盾之处，如高宗时代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称臣，并置州县，以诸国首领或为都督或为刺史，一如铁勒诸部，是故理当称唐帝为“可汗”，然罗氏却将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划归为国际组织之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突厥本已为太宗、高宗所灭，属地置为州县，应属直接称臣，但按《唐会要》记述，阿史那德吉利在称唐玄宗时，也是“天可汗”而非“可汗”，并不符合其说法。
相形之下，朱振宏提出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之尊号，代表其地位是高于西、北各诸民族君长可汗之上，与称唐帝者是否为中国领地或是国际组织一环无甚关系，太宗为共尊的“天可汗”，对外为国际盟主，对内已臣服的诸藩行使职权——“行可汗事”，此说似乎更为合理。
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可汗，任命本族人为各内附州县首领，接受唐官官职如都督、刺史的同时按照其本族习惯称可汗等，以免其族人“伤亡国之痛”，如阿史那思摩既是乙弥泥孰侯利可汗，又是唐化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等，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如派官员参政监督等），尊重其本地风俗享有高度自治，其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先例则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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