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两人中，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而对毛泽东来说，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曾说：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地讲，这话不无道理。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统筹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来更多地是周密细致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但这只是相对地说的。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不过问。相反，对他认为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环节，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抓出结果来。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没有这种能力，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到1976年相继逝世，前后超过半个世纪，跨度很长，中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太多。研讨会组织者要求我把讨论的范围放在20世纪50年代，我想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没有任何书本理论或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如果开局时有什么偏差，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后要纠正起来很困难。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主专政》等一系列论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指导原则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前夜，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明确提出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联邦国家。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担负起主持起草《共同纲领》这一历史重任。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经政协全体会议通过。这个《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都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下来，并经过充分协商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共识，使新中国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新中国一成立，在国家政权中，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在内部，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军队内，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当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统筹全局，并且集中主要力量来抓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是日理万机的当家人，国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用薄一波的一句话来说：总理嘛，就是要总理一切。
周恩来有几个别人难以相比的优点。第一，在长达几十年的异常丰富的复杂经历中，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
第二，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历来细致周到，办事入情入理，稳妥可靠，并且始终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这样赞叹他：“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他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别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他工作时间之长，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拟。
第三，他连续近50年在最高领导机构担任负责工作，对党的干部十分熟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诚恳、谦虚、宽厚，处处替别人着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够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这几点只是举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了。人们讲到抗美援朝，在领导人中，首先会想到毛泽东，其次是彭德怀；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1949年，政协召开时的毛泽东周恩来。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当然是毛泽东作出决断的。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他也指导得十分具体。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呢？
拿指挥作战来说，周恩来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朱德年纪大了，彭德怀在前方，刘少奇主要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这场战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这种仗应该怎么打？周恩来每天晚上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他对战场上的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准备意见后再向毛泽东报告请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和国内战争不同，几十万军队在朝鲜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品、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国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这是多么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有了东西，又有个如何运送到前方去的问题。这在美军控制制空权，不断密集轰炸、扫射、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和三角钉等来阻断交通线的情况下，更是何等困难！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谈判进行了两年。中方前去参加谈判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担负起这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毛泽东只在谈判的开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关节上，亲自起草电报，进行具体指导。而大量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毛泽东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有一百多件。这些电报，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和彭德怀、李克农的。谈判桌上，斗争十分复杂，情况千变万化。事情紧急，前方来电必须及时回复。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地写出上千字、几千字的回电，毛泽东看过，几乎一字不改就发出去了。两人之间何等默契。周恩来工作勤奋、思想敏捷、办事周详的作风和卓越的谈判艺术，跃然纸上。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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