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抵沪当天“匿名信”再袭江青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定于1959年4月2日开幕。4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从北京飞抵上海，江青随同一批已抵沪的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法国俱乐部”，当天送往锦江饭店的第二封邮件送来了。其中有一封写有：“饭店负责同志收”（与第一封“匿名信”的外信封一样）。这封信当即引起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饭店人员的警惕，相关人员又按信封落款地址，往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打电话，回答说没有向上海发过信件，也不知道上海有这样一家内部饭店。
该信转到专案组手中，拆开一看，内装一封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写有“江青同志收”的信。所用信封一样，其字迹也一样，估计信中内容和第一封也相同。但宋添福等专案人员包括上海市委负责人不敢私拆，只好再转江青处。结果证实，果然是与第一封信内容大致相同。既然信是从北京发来的，又有了新的线索，就必定“柳暗花明”，专案组于是兵分两路，立即派10人赴北京展开调查。
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以及相关部门配合下，北京的侦查很快取得进展。公安部先后锁定两名嫌疑人，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叫专案组大失所望。两名嫌疑人中，前者经鉴定，笔迹不符，后者却被在上海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否定，通知立即停止对此人的侦查。原来这人是中共高层仅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党员，上世纪30年代初就从事秘密工作，连周恩来都知道。至此，线索再度中断，案件侦查又陷入困境中。
周恩来出面让江青交出“匿名信”原件
周恩来规定的10天期限很快就到了，罗瑞卿在黄赤波陪同下，来到专案组，既是对大家日夜加班紧张侦破的慰问，也带有“督战”的意思。
压力之下，黄赤波亲自主持，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有侦查员再次提到是否能了解“匿名信”内容，以获取破案线索。黄赤波做不了主，分别向柯庆施和罗瑞卿汇报，请求支持。
柯庆施与罗瑞卿在中央全会会议的间隙碰头，商议办法。事情肯定会涉及江青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私，不过，事关破案大局，两人都觉得有必要找江青了解。但当真正要出面找江青要信时，精明老练的柯庆施却不肯出头了，他让罗瑞卿单独找江青谈。
罗瑞卿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江青说。果然，江青一听就不高兴了。不过，她没有当场发作，只说考虑一下。第二天，她不客气地打电话给罗瑞卿，一口回绝。
八届七中全会继续进行着，毛泽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大讲特讲海瑞的故事，鼓励党的高级干部学海瑞精神。会议预定于4月9日闭幕，眼看会议结束前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交代，罗瑞卿急得不得了，只好去向周恩来求助。
周恩来思索一阵，答应亲自找江青做工作。当晚，他就去找江青要信。江青虽不情愿，但毕竟周恩来身份地位不同。从延安时代起，江青对周恩来就有一种敬畏之心，况且周恩来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也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江青迟疑了好一阵，最终还是交出了两封“匿名信”。周恩来将信交给罗瑞卿时，一再告诫，转告专案组，要高度保密。
这对专案组上下都是一个鼓舞。两封信果然一模一样，都是用当时还不十分普及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全是以尖刻嘲讽的语气揭露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旧闻轶事，内容之详细，令人吃惊。信中甚至列举了当年与江青交往的数名男子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还具体到描述了江青当时的种种媚态丑姿。
专案组调来相关语言专家及痕迹专家对“匿名信”作全面分析，以排查嫌疑人。语言专家主要根据信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方式，以及行文习惯等，分析出写信者所具备的各项特征。痕迹专家则根据字体痕迹分析出“匿名信”是用一台已使用了10年以上的“宝石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而且打字者非专业打字员。专家们的分析，为侦破指明了大致方向。
4月9日，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周恩来又找罗瑞卿过问案情进展。而当初规定的10天破案期限已到，罗瑞卿无言以对，只好向总理请求再宽限破案时间。周恩来最后同意再宽限半个月。若还破不了案，惟罗瑞卿是问。
“主要嫌疑对象”突然身亡
罗瑞卿不得已再召集专案组负责人施加压力。据调查，全上海市共有“宝石牌”打字机81台，分布于10个区的81个单位。专案组人员，不辞辛劳，走遍拥有“宝石牌”打字机的81个单位，取回每台机子的字样和数十个常用铅字，逐一鉴定分析。为配合侦破，又专门从上海字模厂请来一位姓孙的高级技师，协助痕迹专家作技术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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