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国建立到“文革”前的17年中，江青一共经历过两次“匿名信”事件。其中又以第二次“匿名信”事件惊动最大，因为是在中央领导人全部汇集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发生的。这个事件惊动了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央领导人。而且其中的周折及内幕，有颇多令人回味之处。
“匿名信”江青看了一眼当即昏了过去
1959年3月24日中午，坐落于上海市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就是有着“第一夫人”身份的江青，她刚从北京飞抵上海。
江青此行的目的，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检查并指导上海方面为毛泽东起居的准备情况。中共中央决定3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将亲自赴会主持。
3月25日上午，在柯庆施安排下，由兼有柯庆施政治秘书及市委宣传部部长双重身份的张春桥陪同江青，带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人，检查了锦江饭店八届七中全会的各个会场，江青表示满意。下午，由上海市委交际处一名副处长陪同江青逛街及游览。先在著名的“永安公司”购物后，又去城隍庙及龙华寺游览。
3月26日中午时分，江青闲来无事，让饭店服务员寻来一把二胡，在房间里自娱自乐。
正拉得高兴，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敲门而进，给她送来一封“亲启信”。江青愣了一下，心想，什么人会把信给她送到这里来？心中不免疑惑。待郝离去，江青拆开信，仅看了一眼，顿时脸色大变，再看下去，竟是血涌脑门，一下子昏倒在沙发上。原来，这是一封揭她老底的“匿名信”。
江青的昏倒，吓坏了随行人员及饭店一大帮人。众人七手八脚忙了一阵，江青才苏醒过来。不过，那时的江青倒还没有“文革”时的专横及整人的歇斯底里。她让自己沉下气来，对人闭口不谈。
傍晚，有着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的康生飞抵上海，住进锦江饭店。康生此时已是江青极为亲近和赏识的“密友”类人物，两人关系很不寻常。江青将信交康生一阅并讨教。康生匆匆看过一眼，一拍桌子，连声说：“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让罗瑞卿搞个专案组！”
不过，以当时康生和江青的身份地位，似乎还直接指挥不动公安部长罗瑞卿。
周恩来限公安部长10天内破案
3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飞抵上海，为即将开幕的八届七中全会作最后准备。江青和康生先后向周恩来谈了“匿名信”的事。他们知道，只有周总理才能指挥得动罗瑞卿和上海市委。
周恩来听完情况介绍，浓眉紧锁。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在检查完八届七中全会准备情况后，当晚10时，周恩来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召来自己的房间，对其做出紧急指示。他要罗瑞卿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并限定10天内侦破此案。
看着公安部长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周恩来语气严肃地解释说：“为什么迅速调查侦破呢？这并不仅仅因为收信人是江青同志。”
周恩来目光锐利地盯着公安部长，进一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央这次在上海开会，是高度保密的，所有与会人员的行踪、住处等相关情况也是要严格保密的。江青同志虽然不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代表，可是她的特殊身份，以及所担任的职务，具有与参加中央全会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质。”
说到这里，周恩来沉思片刻，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罗瑞卿发问：“按理说，江青同志的住处是严格保密的。可是，怎么会有这样一封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的手里呢？这是一个疑点，也是问题的关键。”
周恩来浓眉一扬，加重语气说：“这个疑点，关系到我们的保密工作环节，甚至关系到这次中央全会，乃至主席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封信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彻底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公安部刑侦专家急赴上海
当晚，罗瑞卿与留守北京的公安部领导做出安排，抽调侦破专家急赴上海。同时做出紧急安排，加强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场等场所的安全警卫。第二天，公安部著名刑侦专家宋添福率两位破案高手飞抵上海。
由于事发地在上海，周恩来也将情况通知了柯庆施，要他在上海抽调人员协助破案。柯庆施深知责任重大，他立即安排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挂帅，选派了近20名上海公安系统各方面刑侦高手参加专案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