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上将也是被诬参与“贺龙兵变”案而被打倒的。林彪一伙还给李达戴上了一个可怕的罪名：“贺龙兵变的前敌总指挥”。林彪一伙是以人划线的专家。他们如此恶诬李达，无非是李达曾在红二方面军给贺龙当过参谋长。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担任副手，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具体负责全国和全军的体育事务。要打倒这样一位高级将领，林彪一伙确实煞费苦心。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李达在北京四大海——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摆上了大炮，炮口都对准着要害机关。要给李达将军落实政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北京四大海的大炮问题。总政的同志明知所谓大炮问题是林彪一伙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也要去实地调查核实一下才好下结论。他们派出工作小组到四大海实地踏勘，发现那里确实放着大炮。不过那些大炮不是现代武器，而是清代的古炮。工作小组的同志回来一汇报，总政机关的首长都不禁哄堂大笑。没多久，李达重新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秦基伟渴望戴领章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又提了一个问题：“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期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由他指挥的。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的夫人是贺龙介绍的，企图以此证明秦基伟是贺龙的人。其实，即使贺龙真的给秦基伟介绍了对象，那也是很平常的。贺龙爱兵如子，他给部下做红娘是经常的事，丝毫不能说明他们因此而有什么特殊关系。更何况，秦基伟并不是贺龙的老部下，如果在贺龙与秦基伟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龙曾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６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看管，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周恩来当即指示：“你们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部队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住地。将军们到了这里就恢复了自由。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时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也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接到总理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不一会，秦基伟的电话便打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７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７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落实政策后，李成芳担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颜金生过三关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们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审查完毕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这一关比较难过，因为有的单位把老将军们打倒的那些人还在台上，解放了老将军，无异于否定了他们的“成绩”。所以这些人总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拖延。最难的一关是在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须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７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４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其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前先浏览一遍。每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老将军的解放问题，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当时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以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江青的惯用手法，是不顾事实胡搅蛮缠，硬说那是错误的，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然后再倒打一耙，指责总政的甄别结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反革命，保走资派。这样，从下午７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１２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３时才结束。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田维新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些缺点错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算个什么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干部解放问题的讨论。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１７５位将军的解放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１９３２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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