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可是，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红军时代即担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杨勇大度对待结论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却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而正是在这一番反复之中，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护之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杨勇被打倒时，并没有被林彪一伙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便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也都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头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杨勇是田维新的老首长。田维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时，杨勇是志愿军司令员。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有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指示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田维新还拿出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说：“你还要在结论上签字。”
结论作出以后，杨勇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他与杨勇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曾是刘邓大军的兵团司令员，还是并肩指挥作战的老战友。他欢迎杨勇去沈阳，并建议杨勇担任军区党委第三书记。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周恩来总是这样体谅和爱护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他在批示中用“我们”而不用“你们总政”那样的字眼，主动承担了“口径严了一些”的责任。然后又用“似乎”一词缓和批示的语气，以减轻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压力。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亲自跑到杨勇下榻的京西宾馆，把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了。杨勇还是那个态度：“我不是说没有意见吗？”田维新说：“总理说还是严了一些。”见杨勇一时没有表示，田维新又说：“我把结论放在你这儿，等你考虑成熟了以后我再来。”第二天，田维新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再次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当总政根据杨勇本人的意见修改了结论之后，杨勇看也不看便签了字。
李德生“提审”吴克华
吴克华中将是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打倒之后便失踪了。“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次会议上发问。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最后从一位干事口中才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得知了吴克华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样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李德生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即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的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和田维新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李德生说：“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来。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对吴克华说：“吴克华同志，请坐。”吴克华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仅不敢坐，反而俯首弯腰，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说：“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吴克华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眼见已经时过半夜，而吴克华显得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第二天再谈。吴克华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竭力辩清白
落实干部政策开始后，有一天田维新去３０１医院看望郭林祥。郭林祥当时还没有解放，一见田维新，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田维新说：“你是老首长，我怎么不该来看你啊！？”抗战时期，郭林祥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时，田维新在政治部任科长。郭林祥说：“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呀！”田维新说：“你的问题还不是要总政来解决吗？”郭林祥一听话音，知道自己的问题快要解决了，便趁机申诉说：“我不该被打倒。”郭林祥少将是在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的任上被打倒的，事先毫无迹象。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是湖北洪湖人，贺龙的老部下。贺龙受诬陷后，麾下的这员战将，自然而然被林彪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是，黄新廷没犯什么错误，林彪一伙抓不到什么把柄。黄新廷是一个硬汉子，面对林彪一伙的淫威，他一不认错，二不检讨，林彪一伙为了打倒黄新廷，便将政委郭林祥也一并打倒了。落实政策以后，黄新廷出任装甲兵司令员，郭林祥于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８日出任总后勤部政委，以后调任新疆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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