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高压手段没有使陈愉屈服，这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子不断地上告，不停地向各界泣诉。院方在社会的再三催促下，才将此案于13日上报警备部。1948年9月21日，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写了“要求捉拿六犯的报告”。于是，六犯被关进了看守所。在被擒之前，他们早就统一了口供:拒不承认强奸之事，而且以攻为守，硬说陈愉是诬害。
六犯被关押后，其家属如热锅上的蚂蚁，终日匆忙奔走呼救。他们公开召开茶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参加，会上阐述他们对案件的看法，恳求社会支援;多次联名打电报，写申诉信，辩护书给白崇禧、朱鼎卿及军法部门，要求“公正处理”，还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声明?启事，宣传他们的观点。在一份给朱鼎卿的辩护词中栽诬“陈愉是否神经正常”，“牺牲他人名誉抬高自己身份，是否尚挟有其它目的。”
当轮奸案审讯基本结束，即将宣判之前，被告家属似乎已了解军法处的判决对他们极不利。他们连续三天在武汉所有大报上刊登了《被诬家属崔钟秀贞等敬告各界书》，这是一篇有气无力的申辩和无可奈何的声明。《敬告书》列举种种现象，力图证实原告证据之不足:“一、陈愉阴部经检查无红肿及淤血现象，且阴道无精虫，医学上精虫在58小时内仍能留存在阴道，此显未遭受轮奸。二、陈愉果被轮奸，何以不即时报告院方，迟至翌晨始向院方发表，且又迟至是日午后将旗袍短裤交出，而检查旗袍并未有污迹，至于短裤所显示污迹仅有三小点，与六人之精液量大为悬殊。三、陈愉果被六人轮奸，神志当然昏迷，何以某人为一，某人为二……如此清楚，显属虚构。四、17号房地板上之污迹，院方用盐水验过，显无精虫迹象。”《敬告书》又举出若干现象和莫须有的事，证实被告人的无辜:“其一是当时天热，各病房未关门，时有护士查夜，六人作奸，以棉花塞口也不至于窒息无声;其二是崔博文等人均受过相当教育，是读书识礼之人，与陈愉无怨无仇，又无姿色可贪，不会干此兽行，且崔与曾均有妻室追随，在生理上及心理上决无强奸之可能。”那么，陈愉为何血口喷人呢?
《敬告书》进一步分析道:陈愉不是楼将亮之发妻，其身份如何值得怀疑;陈愉曾化名“王英”去领失踪的儿子，足见其行动诡秘；陈愉曾捏造其他人也企图强奸她，足见她神经不正常；楼将亮因前被医院限令出院而怀恨在心，曾扬言要与医院算总账，此次诬陷六人系算总账的开端等等。《敬告书》以“掬血陈词，墨与泪俱临书，怆悌伏惟鉴察”语结尾。很明显，这则启事是想唤起社会各界之同情，造成舆论，压迫军法当局或减，或免被告之刑罚，但收效不大。
军法当局研究这篇冗长的声明，认为没有提出足够的反证。于是被告家属又要求军法当局把陈愉抓起来，他们的理由是:“陈愉素行诡谲，设计毒辣，言之不寒而栗，一旦侦讯明白，或自己藏匿，或羞愧自杀，则而无从对质。”实际上是怕陈愉到处告状。在开庭审判前夕，六名被告中的两名无军籍家属，深恐他们家属也受到军法制裁，于是又急忙写信给军法当局，要求依宪法第九条“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的规定，将查、袁二人转送地方法院。但是由于案子没有终结，第九补给区没有答复。
舆论谴责
六人轮奸案在武汉各报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汉口市妇女会举行理监事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声援陈愉的问题。陈愉应邀参加并报告受害经过。该会在通电中指出:“……查六奸犯事后复串通医院，湮没罪证，掩饰事实，尤属罪大恶极。因前景明大楼集体强奸案不了了之，故有此案之发生。谁无姐妹，谁无妻室?是可忍孰不可忍！如长此以往，不加严办，何以惩效尤而维风化?何以处军纪?”同时成立了“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会后，妇女代表顾若昭、史明恕、张人骥等人偕陈愉晋见白崇禧。陈愉向白泣诉了六犯的罪行，白崇禧表示:“本人已洞悉事实真相，一俟证据齐全，即予严办，决不使被害人含冤。”该后援会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和李宗仁夫人。武汉著名律师张显荣、刘瑞禾、张楚信自愿不收费担任陈愉的常年法律顾问。
10月9日，湖北省参议会也致电白崇禧，要求当局“主持公道，鉴核事实，依法严办”。白崇禧复电表示已严饬迅速依法讯办。
汉口市参议会接到陈愉的报告后也立即致电白崇禧:
“……查汉口陆军医院六军官轮奸住院军官家属一案，实属道德沦丧，妨害风化，影响社会，至为重大，本会以支持公理，伸张正义，维持道德，保障人权起见……电请军法当局严予惩处。”
白崇禧复电:“该案已由第九补给区判决，呈请审核，且已转送国防部核定，一俟法律手续完成，定当公诸社会。”
除机关团体声援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投书《武汉日报》，要求对六犯处极刑。群众在书信中指出:“六人集体轮奸案，发生在重镇的汉口陆军医院，实是大武汉的奇耻大辱。六个犯罪者都是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有失官箴和机关名誉，廉耻与天良丧尽，无耻之极，不平之至……对此案之骄淫兽性，颠狂淫乱，我们应发动社会力量督促政府要求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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