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发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的报告中说：“（操江号）曳至我根据地。舰长以下船员移往军舰八重山，船体归我舰队使用”，这是日本海军史上缴获的第一艘中国军舰。

　　7月28日早晨6时，操江船上83人与高升号被救的3名欧洲船员一道，由八重山舰押送到佐世保港。在八重山舰上，高升号英国船长高惠悌（ThomasRyderGalsworthy）高惠悌、操江舰长王永发与日本军官们对坐吸烟，高惠悌突然向王永发发难，指责中国人极其野蛮、狰狞，“若今日尔之军舰俘获他国人，必残酷相待。反之，日本对于俘虏，如此周到处理，乃文明各国之正当措置云。”

　　高惠悌此前在高升号上，居然准备听从日军命令，率欧洲船员放弃该船逃离，被船上清军强力制止。在日舰队开炮轰击高升号时，他跳水逃亡，清军纷纷从船上向他射击。日本海军的报告记录了高惠悌对王永发的责难，形容其“语气激烈，旁人闻之，有不堪入目之状。”

　　操江号被俘官兵是日“午后二点钟上岸，上岸之时极备凌辱”，弥伦斯回忆道：“船近码头即放气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8月15日的《字林沪报》说，日本人将操江号被俘官兵的“发辫尽行剪去，下诸狱中，不堪凌虐”。9月26日的《申报》则报道说，被俘官兵被“倭奴看管甚严，不能轻出一步，每日派役提出十余人，逼视自带大帽联行街市以示辱侮中国之意”。

　　操江随后被日军改作训练用舰，此消息后来传回中国，被舆论大大地嘲笑了一番。1894年8月3日的《字林沪报》指出，操江为江南制造局所造的第二艘船只，“阅时既久，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置勿用，倭人不加详察，遽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申报》则在10月8日说：“操江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倭人得之乃视作珍宝，竟置之兵舰之列，亦可见彼国海军船只，漫无拣择矣，虽多亦奚以为”。对于日本为宣战而告祭太庙等，《申报》在8月23日刊登《欺及先人》一稿，嘲讽日本人“劫得我木质旧式操江递书船，即以为大获胜仗”，以此祭告先人实则“言词夸诞欺及先人”。《申报》发此稿时，正是叶志超并败平壤却谎报奏捷之时，因此报道继续嘲讽日本道：“乃未及轻旬，即有平壤败绩之信”，日本人的祖宗如果“泉下有知，当深恨子孙之国祚将倾，为之痛哭流涕矣，祭告胡为者？”

　　国人心中的“敝帚”操江号，却在日本人手中得到充分利用，其从日本舰队退役后，长期在神户港充任检疫船，一直被使用至1965年后方拆解，阅尽东亚沧桑，成为北洋舰队中“寿命”最长的舰船之一。

　　指斥操江号被俘官兵为何不自杀殉国的《字林沪报》，属于《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旗下。《字林西报》，是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自称其编辑方针是“公正而不中立”，得到英国租界当局的支持与赞助，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和工部局的喉舌，它在全国各大城市派有记者和通讯员，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象是外国在中国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最早为《北华捷报》周刊，由英国商人奚安门1850年8月3日在上海创办，主要刊载中国沿海城市的商情、一周新闻及司法、领事公报。1856年起，增出《航运日报》和《航运与商业日报》副刊。至1864年，《航运与商业日报》扩大业务，改名《字林西报》，独立发行。而《北华捷报》作为《字林西报》所属周刊,继续刊行。《字林西报》曾先后出版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1872)和《字林沪报)(1882-1900)。该报一直到1951年3月31日因报道不实受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告后方停刊。

　　操江号被俘，并没有引起像高升号那样的巨大风波，丹麦政府向日本提出释放弥伦斯的要求。8月5日，弥伦斯被日本政府释放，其余82名清军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大副孙茂盛，二副徐起凤、三副王生才、大车石德行、二车包振瑞、三车鲍忠林、管事方长春、师爷3人及士兵71人，皆关押到1895年8月始遣返回国，其中1人死在日本佐世保监狱中。

　　史料没有记载这些被国人认为“可耻”俘虏们，回到国内后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但可以想见的是，与在日本所遭受的凌辱相比，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