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对中苏之间展开军事合作的消息倍加敏感的就是美国人。在获知莫斯科打算将最新式的米格歼击机出售给北京后，里根政府立即派遣了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前往中国。在北京温伯格极力劝说中国政府不需要恢复或加强与前苏联的军事合作，并允诺将加快关于改进中国歼-8歼击机的谈判。
关于歼-8歼击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发展这一型号的目的，是用于拦截前苏联前线航空兵的米格-25MR高速侦察机和图-22M“逆火”轰炸机。实际上歼-8飞机在研制之初，是为了拦截美国的U-2高空战略侦察机，当时美国人通过部署在台湾的U-2飞机肆意入侵中国大陆的重要敏感地区进行侦察活动。虽然中国防空部队使用S-75导弹系统连续击落了多达5架U-2，但U-2的侦察入侵活动依然持续了很多年。由于中苏分裂而缺乏足够防空导弹的中国空军对此根本束手无策。因为中国认为有必要发展一种能够在两万米高空飞行和作战的截击机。
歼-8飞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米格设计局的E-152截击机方案，就是在米格-21的基础上加以简单放大后，增加一台发动机，使之具备更远的航程和更高的飞行高度。前苏联国土防空军在1962年选择苏霍伊设计局的苏-15截击机，作为替代苏-9的下一代轻型截击机。中国空军在1959年考察过苏-9截击机，当时中国空军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拦截美国空军飞得越来越高的高空侦察系统。而苏-9较米格-21更适合执行这一拦截任务。问题是如果引进苏-9，则中国空军必须更新其整套防空作战体系，而且前苏联本身也未能完善苏-9的自动拦截作战模式所需的防空指挥和侦察系统。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歼-8飞机的定位问题。由于中国在50年代后期将国土防空军并入空军（俄罗斯直到1998年才完成了空军与国土防空军的合并任务），所以中国没有对截击机和歼击机的发展加以明确区分。同样的，中国空军的飞行部队也没有类似前苏联空军和防空部队中前线航空兵和国土航空兵的划分。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空军获得苏-30一类的大型多用途歼击机以前，中国歼击航空兵部队所担任的任务，就是类似前苏联国土防空军所属防空截击部队所承担的一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采用类似米格-19（歼-6）和米格-21（歼-7）这样的前线歼击机，来完成诸如苏-9和苏-15这样的专用截击机才能胜任的国土防空截击任务，可以想象对于中国这样拥有辽阔疆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可以理解中国在其相对薄弱的航空工业基础上，利用米格-21这一当时唯一可获得的技术来源发展一种相对大型的截击机。但是歼-8飞机的发展一直不是很顺利，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独立研制复杂的大型技术兵器的经验和工艺技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冲击，使歼-8飞机在1965年就完成了首飞的情况下，到1980年才勉强通过了中国军事工业决策部门的审评。在同一时期，前苏联已经完成了米格-29和苏-27等四代歼击机的前期发展工作。
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1982年在英国马可尼公司的帮助下发展了F-7M出口用歼击机，该机是在歼-7II的基础上换装西方先进技术改进而成的。发展F-7M的目的也是为了武装巴基斯坦空军（PAF），后者期望用美制F-16和中国的F-7M构成高低搭配模式对抗老对手印度空军装备的米格-23和米格-29歼击机。这样美国的格鲁曼公司也进入到改进F-7的工作中来。美国人将这种在米格-21F-13的基础上发展的中国歼击机进行全面的修改。就如同他们在F-5E的基础上发展了F-20多用途歼击机一样，大幅修改了气动外形并采用GE公司F404涡轮风扇发动机和威斯汀?豪斯公司AN/APG-66雷达的F-7PG“军刀II”多用途歼击机成为当时中国成都飞机生产联合体与美国格鲁曼公司之间的一项独立合作计划。
这样转回到歼-8飞机的问题上就更加清楚了，前面已经提到过歼-8本身就是歼-7（米格-21F-13）的双发放大型号，既然可以在歼-7的基础上，开发出“军刀II”这样的现代化改进型，那么歼-8飞机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发动机进行类似的现代化改装。尤其要提到一点的是，在整个8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极力渲染所谓前苏联战略侦察机定期飞越中国东北和华北敏感地区的消息，这促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需要一种现代化高空高速歼击机捍卫自己的领空。采购幻影IIIE和幻影2000歼击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拦截类似的战略性目标。
了解到莫斯科准备提供新型米格飞机的消息后，美国人加快了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步骤。这是在“大武器库”方案被北京否决后美国又一次主动提出的军事合作计划。在此之前北京刚刚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向中国出售F-16/79的同时向台湾提供F-20“虎鲨”以替换陈旧的F-5E“虎II”歼击机的提议。而美国也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引进PW-1120发动机的要求，这种发动机曾经装置在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发展的Lavi“少狮”歼击轰炸机上。美国怀疑以色列人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将利用美国技术和资金发展而来的Lavi转移给中国，从而威胁美国F-16和F-18的市场。
由于北京在台湾问题是不可妥协的态度，使双方在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问题上产生了隔阂。但是莫斯科积极推销米格-29的消息迫使华盛顿主动出击，从而避免中苏快速和解的局面出现。1987年时，美国里根政府正式宣布中美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一笔武器交易，“和平典范”计划投入实施。虽然当时美国自己的战略侦察机不时侵犯中国的领空，但华盛顿还是宣称进行“和平典范”的目的，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需要一种新型歼击机布置在中苏边境以抵御前苏联轰炸机对其领空的侵犯”。计划包括50套机载雷达及火控系统和5套备份，总价值5.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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