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和解之路
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无论是西方还是前苏联的领导人，都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对国家和民族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北京当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华盛顿这一将中国变为其半殖民地性质军事反苏前哨的建议。虽然在当时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所谓的“三大障碍”而暂时无法获得突破，但也绝对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
必须考虑到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尚未结束对越南的军事行动。而前苏联军队也依然在阿富汗的山区与反苏武装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战斗。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依然拒绝了美国发出的加盟反苏阵营之请贴，这说明北京的领导层是以深谋远虑的高度国际政治眼光来看待问题的。经过文革考验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只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中国领导人完全是在以世界级的大国心态处理国际政治关系。
遗憾的是莫斯科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察觉到北京在外交上的这一重大举措，这对莫斯科改善中苏关系的决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86年一个中国空军的高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包括法国在内西欧国家的友好访问后，归国途中应邀访问了莫斯科。在中国客人抵达之前，莫斯科已经通过特殊渠道获悉，在这次访问中，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一批幻影2000C歼击机用于测试和评估，已使北京最终决定是否采购这一型号。在此之前印度已经同意采购40架这一型号的飞机（实际上幻影2000，在日后一直作为俄制战机在印度和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与中国客人的会谈中，苏方代表空军中将马罗科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前苏联政府和军队期望恢复和加强与中国在防务方面合作与交流的意向，并愿意向中国出售所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包括歼击机和导弹系统。马罗科夫中将对来访的中国贵宾表示，北京最近从中东国家获得了一些相对陈旧的米格-21MF和米格-23MS飞机。莫斯科非常清楚中国方面是想在这些飞机的基础上，发展新一代的作战飞机或者对飞机进行分析以获得所需的技术，实际上中国同志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从我们这里获得所需要的一切。
既便在1969年边界冲突后不久，莫斯科照样批准了用于新型战舰的汽轮机锅炉以及米-6和米-8型军用直升机的出口。在爆发中越边界冲突以前，还向中国出口了“立方体”导弹系统。这种导弹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显身手，而被国际军火商称之为“萨姆铁拳”。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在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都保持着一定的军事交往，那么在两国关系逐渐恢复的情况下，就更没有理由为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设置人为的障碍了。特别是作为苏制装备的传统使用者，中国飞行员在这些方面不应存在任何技术问题。
马罗科夫中将建议向中国出口比较成熟的米格-23MLD截击机和新型的米格29得国家的出口许可。同时米格-29也是在那一时期唯一获得前苏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出口许可的第四代歼击机，米格-31和苏-27一直到1990年以前都不在莫斯科的出口名单上。苏方进一步提出，愿意向中国派遣专家帮助建立包括发动机在内的米格-29的配套生产线。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中方自己的需求和意愿。
马罗科夫中将还邀请中国客人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的空军航空技术装备展示中心（机场在库宾卡），这个机场早就享有空军样机展示“卫戍部队”的美誉。在那里，中国客人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西方的杂志和图片，看到了闻名天下米格-29歼击机和一些其他型号装备，苏方这一积极举措使中国代表团认识到，莫斯科是以相当真诚地态度来对待两国关系的新局面的。中国客人仔细考察了米格飞机，甚至亲自坐进米格-29座舱感受一下新型战机，并对该机的性能赞不绝口。
事物的发展总需要一个过程，在库宾卡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惊动了某些上层人物的神经。国防部总干部部长、原远东军区司令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大将（8.19政变时任前苏联国防部长）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长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询问外界流传的向中国出口最新米格战机的消息。考虑到远东军区多年以来作战对象的想定情况，亚佐夫的惊讶也是情由可原。前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前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大将则坚持认为，既然莫斯科为了恢复与北京的友谊将提供米格-29这样最新锐的歼击机，那么也应该向河内提供同类型的装备（这一提议在俄罗斯时代得到了贯彻）。
向中国出售新型战机的提议无疑获得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支持，考虑到阿赫罗梅耶夫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长期以来协助后者在军队中推进改革，并成为后者的军事顾问的这一事实。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这一“米格外交”的策划者，这也是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的前苏联总统所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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