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度赴美研读蒋介石先生的日记后,吕教授认为,日记呈现蒋先生从一个平凡的人到作为国家领袖的奋斗历程,显现他从不同的环境中,自我修练,走上政治之路。过去对蒋先生的评价呈现两极,有人说他是“伟人”,有人说他是“流氓”。吕教授强调,蒋先生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历史应该还给他本来的面目。
吕教授还认为,过去海峡两岸官版定调的书,年轻人不看,现在正是重写历史书的适当时机。他强调:政治是一时的,学术是长远的,应运用新材料重写民国史,回到比较公平、客观的论述。
以下引用《亚洲周刊》的报道--《蒋介石的书单与反思》
蒋介石的阅读书单透露出他思想形成的主因。吕芳上说,蒋很爱看书,常在经典中找答案。他读古书,读宋明理学,也看新书。五四时期他象五四青年一样,看《新青年》、《新潮》杂志,读杜威演讲集、胡适的作品,读马克思的著作、列宁丛书。
三十年代为了治国的需要,他读法、俄革命史、俾斯麦传、墨索里尼(Benrto Mussolini)传;在抗战烽火中看黑格尔学述。还经常安排时间“听讲”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作“日课”,也是“补课”,受邀讲授的学者,包括刘秉麟、马寅初、翁文灏、周鲠生、萧一山、李唯果等人。
吕芳上向亚洲周刊表示,蒋介石的个性强又好胜,有些人不愿意和他谈,但有些老朋友和幕僚会直言他的优缺点,他也在日记里记下来。1932年南京时期,他的亲近幕僚杨永泰直言他的“缺点”,说他事事躬行,以致顾此失彼,赏罚不明、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换过兰谱的黄郛批评他“有毅而欠宏”,蒋说:“余亦以为然”。
蒋一直克制自己的个性。但是,他性情急躁时,有时无法克制自己,对于看不顺眼的事,火冒三丈。但事后他又在日记里检讨自己,以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话惕励自己,以习字、静坐为常课。有时他在日记里写“记大过一次”。还有一次写“手击部下,记过一次”。
吕芳上说:“日记有着蒋对母亲的思念”。逢年过节,都会想念母亲,在蒋日记中,可以看到主宰他的人生的,包括他称“中师”的孙中山、他的母亲以及妻子宋美龄,还有耶稣基督。蒋信基督教的过程,一度有人指出是蒋为宋美龄而信仰。但是,吕芳上从蒋日记里发现蒋是在自己有所证验之后,才信了基督教,吕芳上说,蒋早期受母亲影响,信奉佛教。结婚前没念过基督教《圣经》。
1930年,岳母倪桂珍劝他入教。这一年二月,蒋夫人和江长川牧师都劝他受洗。但是,蒋在日记里自言,他对教义还不了解,所以没有答应。1930年8月,他在军事行动中有所验证,认为“这是上帝的力量”。同年八月十五日,他读《新约圣经》,启发新思维。这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蒋才正式受洗。他对与基督教过去知道但不解,直到他个人有所证验之后,他才接受。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对某些事一定要了解才愿去做。
蒋在1928年北伐期间的日记,现是他感觉自己是全国领袖了。蒋写道:“不可不注意为一世师”的感受。那时,他在国民党里还是个后生小子却位居要职,受到不同的阻挠与敌视。但他已注意到自己身为领导人的责任。民国18年,1929年,中央政府设在南京。那时,许多军政人物周末会往上海度假,蒋在日记里写道,他必须坐镇南京,不可前往上海。
1930年12月,张学良到南京看蒋,离去后,蒋在日记里写:“与汉卿叙别时,托以万一我去后或死后之国事”。他暗示张学良,万一他死后,要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领导权交给他。可见蒋当时很信任张学良,要托以国事。因此,“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对张显然难谅解。
抗战期间,蒋的眼光展现国际视野,在日记里分析整个世界局势,气魄与格局俱见扩大。蒋在日记中,一直呈现他急于把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国家”,每每有恨铁不成钢之叹,在日记里他最忧心的是国家“人才不够”。吕芳上指出,蒋的日记1916年到1918年遗失了。后来他已補述的方式追记。现存日记从1919年到1972年。其中1924年遗失,1972年发生车祸之后,他未能再记日记。
吕芳上表示,看蒋的日记,很感动。蒋很诚实的写日记,长达五十年以上,这份恒心非常不简单。蒋的日记越到后来写得越详细。早期的蒋日记,是蒋年轻时的纪录。那时,蒋还不是一个“伟人”。日记里透露出年轻时的蒋是一位平凡人,记录了包括寻花问柳之类的事,坦白叙述,坦诚纪录。当时,蒋的生活很浪漫,和一些人相像,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浮浪子弟,也做过股票生意,结果累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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