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度赴美研读蒋介石先生的日记后，吕教授认为，日记呈现蒋先生从一个平凡的人到作为国家领袖的奋斗历程，显现他从不同的环境中，自我修练，走上政治之路。过去对蒋先生的评价呈现两极，有人说他是“伟人”，有人说他是“流氓”。吕教授强调，蒋先生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历史应该还给他本来的面目。

　　吕教授还认为，过去海峡两岸官版定调的书，年轻人不看，现在正是重写历史书的适当时机。他强调：政治是一时的，学术是长远的，应运用新材料重写民国史，回到比较公平、客观的论述。

　　以下引用《亚洲周刊》的报道--《蒋介石的书单与反思》

　　蒋介石的阅读书单透露出他思想形成的主因。吕芳上说，蒋很爱看书，常在经典中找答案。他读古书，读宋明理学，也看新书。五四时期他象五四青年一样，看《新青年》、《新潮》杂志，读杜威演讲集、胡适的作品，读马克思的著作、列宁丛书。

　　三十年代为了治国的需要，他读法、俄革命史、俾斯麦传、墨索里尼（Benrto Mussolini）传；在抗战烽火中看黑格尔学述。还经常安排时间“听讲”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作“日课”，也是“补课”，受邀讲授的学者，包括刘秉麟、马寅初、翁文灏、周鲠生、萧一山、李唯果等人。

　　吕芳上向亚洲周刊表示，蒋介石的个性强又好胜，有些人不愿意和他谈，但有些老朋友和幕僚会直言他的优缺点，他也在日记里记下来。1932年南京时期，他的亲近幕僚杨永泰直言他的“缺点”，说他事事躬行，以致顾此失彼，赏罚不明、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换过兰谱的黄郛批评他“有毅而欠宏”，蒋说：“余亦以为然”。

　　蒋一直克制自己的个性。但是，他性情急躁时，有时无法克制自己，对于看不顺眼的事，火冒三丈。但事后他又在日记里检讨自己，以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话惕励自己，以习字、静坐为常课。有时他在日记里写“记大过一次”。还有一次写“手击部下，记过一次”。

　　吕芳上说：“日记有着蒋对母亲的思念”。逢年过节，都会想念母亲，在蒋日记中，可以看到主宰他的人生的，包括他称“中师”的孙中山、他的母亲以及妻子宋美龄，还有耶稣基督。蒋信基督教的过程，一度有人指出是蒋为宋美龄而信仰。但是，吕芳上从蒋日记里发现蒋是在自己有所证验之后，才信了基督教，吕芳上说，蒋早期受母亲影响，信奉佛教。结婚前没念过基督教《圣经》。

　　1930年，岳母倪桂珍劝他入教。这一年二月，蒋夫人和江长川牧师都劝他受洗。但是，蒋在日记里自言，他对教义还不了解，所以没有答应。1930年8月，他在军事行动中有所验证，认为“这是上帝的力量”。同年八月十五日，他读《新约圣经》，启发新思维。这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蒋才正式受洗。他对与基督教过去知道但不解，直到他个人有所证验之后，他才接受。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对某些事一定要了解才愿去做。

　　蒋在1928年北伐期间的日记，现是他感觉自己是全国领袖了。蒋写道：“不可不注意为一世师”的感受。那时，他在国民党里还是个后生小子却位居要职，受到不同的阻挠与敌视。但他已注意到自己身为领导人的责任。民国18年，1929年，中央政府设在南京。那时，许多军政人物周末会往上海度假，蒋在日记里写道，他必须坐镇南京，不可前往上海。

　　1930年12月，张学良到南京看蒋，离去后，蒋在日记里写：“与汉卿叙别时，托以万一我去后或死后之国事”。他暗示张学良，万一他死后，要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领导权交给他。可见蒋当时很信任张学良，要托以国事。因此，“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对张显然难谅解。

　　抗战期间，蒋的眼光展现国际视野，在日记里分析整个世界局势，气魄与格局俱见扩大。蒋在日记中，一直呈现他急于把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国家”，每每有恨铁不成钢之叹，在日记里他最忧心的是国家“人才不够”。吕芳上指出，蒋的日记1916年到1918年遗失了。后来他已補述的方式追记。现存日记从1919年到1972年。其中1924年遗失，1972年发生车祸之后，他未能再记日记。

　　吕芳上表示，看蒋的日记，很感动。蒋很诚实的写日记，长达五十年以上，这份恒心非常不简单。蒋的日记越到后来写得越详细。早期的蒋日记，是蒋年轻时的纪录。那时，蒋还不是一个“伟人”。日记里透露出年轻时的蒋是一位平凡人，记录了包括寻花问柳之类的事，坦白叙述，坦诚纪录。当时，蒋的生活很浪漫，和一些人相像，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浮浪子弟，也做过股票生意，结果累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