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题目。实际上，从一战爆发，中国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折布尊丹巴，蒙古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思想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
因此，北京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非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团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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