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在中国西南及缅越泰一带开始同拥有制空权的日本空军作战。从那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支航空队尽管在编制隶属甚至名称上有很多变化，但有一点没有变，即它一直在陈纳德直接指挥下在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功勋。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史学界未能对中美军事关系史中的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究其原因，一是以往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陈纳德本人政治立场的评价的影响。因为陈纳德历来是坚决拥蒋◆的，特别是从1946年起，他以民航运输公司的名义恢复志愿航空队，不光彩地卷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执行军事飞行任务；其次在以往论述史迪威问题的文章中，人们也容易因陈纳德的某些错误的战略思想，如认为用一支不太大的空军部队就可以迫使日本屈服，而忽视陈纳德与在华美国空军人员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积极的贡献。鉴于此，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美国驻华空军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密切关系，及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以求正于史学界。
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到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1.8-1943.4）
1941年夏，在远东已是中国人民从事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装备精良的日军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尚未对日宣战。然而就在这年8月1日，重庆中国政府在一项公报中宣布，一支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美国志愿队成立，并正式成为中国武装部队的单位之一〔1〕。这标志着美国人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虽然是非官方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支由美国人组成的中国空军的出现的呢？让我们从中美双方面临的形势中寻找答案。
在中国方面，鉴于日本空军力量的日益强大，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起，开始意识到加强空军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在一定时期内“急起直追”。然而由于旧中国工业底子薄，缺乏空军短期内迅速发展的财力与技术基础〔2〕，加之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管理不善，致使空军建设没有多大的成就，空军发展处处要依赖外国，唯一的例外只是能自己生产降落伞〔3〕。因此，到“七七事变”后，中国虽得到苏联的空军援助，中国自己的空军人员作战也十分英勇，但在实力强大的日本空军进击下，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到1940年底，中国空军虽击毁日机900多架，但自身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作战飞机由“七七事变”前的314架下降到只有65架。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我国空军已无战斗力〔4〕。与我国空军状况相反，实力雄厚的日本空军为在物质上尤其是在心理上挫败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反而加强了空中攻势。从1939年5月开始，连续二三年内经常以多则100多架少则10多架的机群，对尚未沦陷的西南重镇乃至小小的县镇进行狂轰滥炸，给我国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我方已失去制空权，除了以高射炮还击外，很少有较大编队的战斗机升空作战。猖狂的日机在1941年7月侵袭成都时，居然还在太平寺机场着陆，抢走国民党党旗〔5〕。因此，当时就有人把1940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空军史上“比较黑暗的时期”〔6〕。面临这种日益加深的“空中危机”，国民党政府自然不能不有所考虑，以图改变。而在当时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争取国际援助，但是困难很大。曾给我国以有力支持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已经回国；向英国提出的请求则遭到委婉的拒绝；于是国民党政府从1940年初起全力争取美国的援助。
这年1月，国民党政府首先希望美方派出一些飞行员到设在昆明的航校充任教练〔7〕。可是尽管当时美国的民众舆论多同情中国，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持所谓“中立”，态度冷淡。到6月中方拟聘请美空军军官阿尔森尼德充任空军参谋学校总教官时，美陆军部竟不允放行。其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以正常的外交途径，另一方面以私人渠道向美国争取援助。前者如蒋介石于10月18日亲自会见美驻华大使约翰逊，明确提出飞机援助；后者如蒋介石委派自己的空军顾问陈纳德与宋子文、毛邦初等赴美活动。事实上，陈纳德这位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前美陆军航空兵上尉，自1937年来华充任中国防空顾问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的防空建设，对中国空军力量尤为关注。在以上活动中，蒋介石还从提高中国抗战民心、士气；威胁日本侧翼；以及有利于压制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论证美国空军援助的必要性〔8〕。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讨论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在一年内获得500-1,000架飞机，以及希望美国志愿人员来华助战。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美国政府为了赢得时间武装自己，并使日本至少在1942年4月前不要向南扩张〔9〕，决定首先在飞机问题上暂从供给英国的飞机中抽出100架P-40型战斗机供给中国。在志愿人员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也不顾军界人士的反对决定予以支持，于1940年12月15日签署法令，允许美国飞行员离职到中国作战，并要求美国国务院、陆海军部门及财政部为实现上述计划制定具体方案。这大大方便了陈纳德等人在美国招聘志愿人员的工作。
可见，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成立是中国对“空中危机”的认识及美国对远东局势分析的产物。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该队于次年8月1日正式成立，陈纳德本人被任命为上校指挥官。但当时的志愿队无论从人员还是装备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志愿队共拥有三个战斗机中队，飞行人员112人中多数未驾驶过战斗机，更没有同日本空军作战的经验。有的队员素质很差，在训练后仍不合乎要求，只好放弃了合同；志愿队使用的作战飞机是已经过时了的寇蒂斯P-40机，该机虽然在直线航行和俯冲速度上拥有优势，也有较厚的装甲保护飞行员，但在爬升和灵活性上与日本主战飞机零式机相比则较为逊色〔10〕；更糟的是，志愿队的P-40机最初在装备上不但没有瞄准器、炸弹架、副油箱等，而且缺乏备用零件。因此，当时不但有不少军事专家认为，志愿队在战斗中最多不过维持三周〔11〕，甚至就连陈纳德本人也不指望从它的努力中获得惊人的成绩〔12〕。针对以上情况，陈纳德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缅甸租借英军机场，对志愿队进行训练；他将自己自1937年到中国以来对日机作战的观察加以归纳，得出适合志愿队的新战术，即：两机配合作战与“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这些训练最终保证了队员的作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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