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明清以降“闭关自守”，与外国基本上没有思想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而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所谓“天朝体制”又严重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力日渐衰落，以至在十九世纪后期饱受屈辱。二十世纪前期虽然已被迫“门户开放”，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纷至沓来，但由于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内部又纷争不休，所以国民经济难于正常发展，国势依然颓败，几乎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陆基本上被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之下，这应该是一个融入世界体系、追赶世界潮流、大力发展经济、使国势振衰起落的好机会，岂知因了国际政治环境、空洞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当政者竟又实行起了新的“闭关自守”政策。当然，这新的“闭关自守”政策与明清时期的有所不同，它不是完全的自闭，而是依据意识形态教条，着重于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这就是当时宣称的所谓“一边倒”政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僵硬死板的极权思想政治体系和经济制度，它们或许对中国经济的初步恢复有所帮助，但并不能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即便是这样的联系，后来也因为中国当政者的自大和无知而逐渐趋于减弱。到196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政治对立严重、经济联系微弱的状态，出于无奈，全国上下不得不把“自力更生”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中国又陷入了孤立和封闭之中。这种状况的后果是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继续拉大了。据有关资料显示：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当，到1980年时却只有日本的25%；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第十二位，1980年就下降到0.75%，只居第三十二位了。（见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民众付出的是贫穷落后乃至生命的代价。

　　应该说，当政者的本意并不是乐于像这样因封闭而处于落后之中，他们也想寻找机会打破这种被动状态。1970年代初，权力无边的毛泽东一手导演了“乒乓外交”，最终实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社会主义”中国与曾经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国改善了关系，使中国紧闭的大门开了一点儿缝隙，也使那种封闭孤立的状况有所改观。不过，毛泽东的这个举动主要是为了对付他所认为的“最主要的威胁”苏联，是为了打“美国牌”，是想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并不能说明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真正的政治经济思想转变和对外开放还要等到1980年以后的邓小平时代。

　　毛时代主动与被动兼而有之的“闭关自守”政策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借用外力发展经济的机会，在这方面，近年来的不少史料都有所披露。比如，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亚非会议之后，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极为高涨，这使东南亚各国的资本家们惶恐不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富商巨贾都把资金转移到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以躲避风险，一时间香港银行资金大量聚积，不得不以极低的利率向外发放贷款。当时广东省的一些人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低息贷款发展我国南方的工农业生产，省委书记陶铸也觉得机不可失，正好1956年5月毛泽东来广州视察，陶铸就把此想法“郑重其事”地向毛作了汇报。“在陶铸等人的汇报过程中毛泽东没有讲话。汇报完了以后，毛泽东走出宾馆，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然而，“广东的报告很快呈给了毛泽东，却如石沉大海，直到毛泽东逝世也没有得到答复”。与此同时，“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放手利用这些低息贷款建大楼、办工厂”，“借日本等国产业升级的机会接替下日本换下来的产业”，“获利十分丰厚”，使香港“经济蒸蒸日上”，而“内地却失去了这次良机，在国际竞争的跑道上被别人远远地扔下了”。（见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读此史料，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惜。

　　要说起来，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完全僵硬、不知权变的人，他们有时也能暂时抛弃意识形态的教条而采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文革”中改善中美关系的举措即为明证。然而，这似乎更多的是表现在政治策略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却固守从苏联学来并加以强化的“计划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公有制”，而且在许多具体的经济方针上都“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教条，比如在利用国内外资金方面，“文革”中就曾大肆宣扬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为此沾沾自喜，很是自豪。不过，从上述史料披露的陶铸等广东领导人想利用香港银行资金的情况来看，当时高层内部一些人在经济方面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教条所羁绊，现在所能见到的不少史料，比如1950年代初刘少奇曾提出“剥削有功”、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1960年代前期曾实行过短时间的自由经济和个体农业政策，以及毛死后其接班人华国锋在1978到1979年曾大举外债搞工业“洋跃进”，都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当年的“闭关自守”政策的思想基础主要是来源于具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闭关自守”政策？我以为，这其中有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马列主义教条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毛本人的思想在起作用。毛的思想杂糅了马列主义教条、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古今中外极权观念，毛坚信这是人类社会走向“天堂”的“康庄大道”，他以坚强的意志和强悍的手段在中国进行推广和试验，而为了保持这种思想的纯洁性，使试验不受外界干扰，自然要尽可能地对外封闭，以隔绝他所认为的“反动”、“腐朽”和“落后”的思潮。所以，1956年毛泽东没有当面驳回陶铸等人的建议，还答应“带回北京商量”，这说明他完全理解这个建议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但他最终没有按此实行，这其中也许有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让他无暇顾及的因素，更主要的应该还是由于他担心按此建议实行固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由此带来的某些变化会给他坚信不疑的思想带来冲击。此所谓：经济民生诚重要，思想观念更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