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这部由600多位亲历战斗的革命前辈50年前撰写的革命历史丛书，生动、全面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同时期的战斗史实，被专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本文选自该丛书。

 
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周副主席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肩负重任，出入国民党地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为了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副主席再次带领我们赴西安。这次去西安有三辆大卡车，原打算二十四日一齐走，后因周副主席有要事没有处理完，其他两辆卡车由两个班护送，先走了。我们这辆车第二天二十五日才走。周副主席坐在驾驶室里，张云逸同志和我们二十多人都坐在车厢里。这些车辆都是担负从西安到延安的运输任务的。为了保卫周副主席的安全，中央保卫局派特务队的一个警卫班十二人一同出发。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出发前，周副主席的随从副官陈有才，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向大家介绍了西安的社会情况，并告诫大家，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那里的斗争相当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暗害。他还交代了在路上和到西安后的注意事项，勉励大家认真负责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早饭后，我们就上路了。大家坐在车厢里，说说笑笑，情绪很高。因为以前长期在根据地工作，没有到过大城市，这次出去感到很新鲜。但同时，每个同志也都在思考，西安是国民党地区，情况复杂，心中无数，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敌情。当卡车开到离延安约五十多里的劳山上一个拐弯处时，突然山上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朝卡车射来。显然，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政治阴谋。一听到枪声，周副主席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但因山路崎岖，卡车不易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时，周副主席临危镇定，疾速跳下汽车，立即指挥我们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抗击敌人。由于我们只有一辆卡车，武器都是短枪和手榴弹，射程不远。敌人是国民党特务指挥的政治土匪，有二百多人，武器多是长枪还有机关枪，他们居高临下向我疯狂射击，以为可以把我们全部消灭，气焰非常嚣张。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抗击敌人，使敌人不能一下就冲过来。战斗不久，警卫员刘九洲同志负了重伤，司机的腿也被打断了，我们的伤亡已经很大。陈有才同志也负了重伤，他在生命垂危之时，仍念念不忘周副主席的安全，并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指挥同志们坚持战斗，坚决抵抗敌人，以掩护周副主席突围，不久又中一弹壮烈牺牲。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当机立断，带领张云逸同志和我，还有一个新闻记者，迅速插向右侧一个开阔地，到达对面山上的丛林中(敌人当时是三面包围我们，右侧有个开阔地，只有这一面没有包围)，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这次战斗是因敌人事先侦得了我们的行动，在劳山险要的地段，居高临下设置了埋伏。后来得知，陈有才同志因经常跟随周副主席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他身上带有周副主席的名片，穿的服装也是和周副主席一样的呢子制服。当敌人进到我们卡车附近，见到陈有才穿的服装和从身上搜出周恩来的名片时，他们以为谋害周副主席的罪恶阴谋已经得逞了，加上敌人害怕我们派部队赶来，就仓皇撤退，没有再向我们追击。

　　我们冲出包围圈，穿过一段丛林，转上了回延安的公路。这时，遇到驻在延安三十里铺听到枪声飞骑赶来救援我们的骑兵，使大家转危为安。周副主席命令他们派出一部分队伍赶到劳山，将负伤和阵亡的同志运回延安。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周副主席在劳山遇险后，非常焦急，直到周副主席安全返抵延安，大家才放下心来。周副主席、张云逸同志能安全脱险，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在返回延安的路途上，周副主席对为保护大家脱险而英勇顽强抗击敌人受了重伤和壮烈牺牲的同志，深感痛惜。他说:“陈有才同志在战斗中勇敢沉着，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虽身在国民党区，但仍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他忠于职守，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德，永远值得大家学习和怀念，是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的好榜样。”周副主席那充满对同志诚挚革命情感的声音，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陈有才等同志就安葬在延安南门外宝塔山下。周副主席回延安后，没有再多休息，很快又踏上了去西安的征途。为了纪念这次脱险，童小鹏同志为周副主席、张云逸同志和我三人合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现在已成为我怀念周副主席、张云逸同志和劳山遇险牺牲战友们的珍品。(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简介:孔石泉，出生于1909年，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建国后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02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