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卡车驶向刑场！50年代铁腕“镇反”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qihoo论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9-19
枪声惩罪恶
毛泽东给两广的批示以后，广东全省各地开始大规模镇压匪特分子。
镇压对象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种人为主。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要坚决杀掉。
“杀、关、管”三管齐下。
1951年1月下旬以后，从上到下加快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
为了提高效率，省政府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
那些在解放前当过伪乡长、伪区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员的旧党政军人员，而又霸占一方、鱼肉人民的土豪恶霸，公开搞破坏、暗杀的特务，首当其冲成为镇压对象，纳入捕杀之列。
那时候，几乎每天，人们都会看见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插着木牌、判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武警和民兵的严密看守下，在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枪声此起彼落……
大批呈报审判案卷，像雪片似的呈报到地区和省的司法机关。
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市一级机团的“镇反”动员大会。
会场上许多党政干部和民兵代表都佩上了手枪，洋溢着一股征战前的激昂气氛。
常务副市长朱光说：“要胜利完成目前在全国进行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就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三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
朱光表态，广州市的“镇反”不能落在全省的后面，要当排头兵。
1950年初，肃反工作前，朱光出于保护风口浪尖的叶剑英，力劝叶不要公开到会场，以免发生意外，而自己却主动到中山纪念堂，站在孙中山像前讲话，向全市人民动员，没有一丝儿畏惧之心。
当时，敌机炸广州是常事，每次接到空袭报告，朱光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群众疏散。有一次，敌机轰炸黄沙，匆忙中，他只带了一名秘书，没带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黄沙小学召集公安民警处理火情，在场的领导都劝他离开现场，他却固执地说：“我要是怕危险的，就不来这里。”
一次，他找分管政法工作的谭政文谈话。朱光说：“我是市委代理书记，杀人的事，今后一定要事前报告我，拿到市委会上讨论。现在被杀的人，有的在广州起义时，还算不错，后来听说也不那么坏，是否都要杀掉？当然该杀的要杀，但千万不能错杀。你不要怕我会右倾！”朱光对每一宗重大案件的审批都十分慎重。
1951年3月，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的工作组，在珠江、北江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地区的“镇反”还过于右倾。
他们以英德为例作了说明，那里有53名在押的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一匪首曾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在看守所关着。
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工作组将检查时得来的情况，形成了一份工作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省军区派遣工作队，对各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以“铁手腕”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
但怎样才算彻底“镇反”呢？
广东省公安厅根据国家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份《镇压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书》，供各地“验收”之用。
就是说，要以两条标准作为判断一个地区“镇反”运动是否彻底的依据。
镇压反革命彻底的地区，必须具备有如下条件：
一、五方面的敌人（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杀的已经杀了，应该关的已经关了，应该管的也基本管起来了。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安定，基层组织纯洁。
二、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普遍受到了教育，觉悟程度及政治警惕已经提高，绝大多数群众敢于检举、控告、管制反革命分子，生产情绪高涨，在镇反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并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在全省，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呈现出紧张不安和动荡的态势，而且日甚一日。
1952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
毛泽东把报告转发到中南、西北、华北各局，并请叶剑英等人转华南分局、广东省委领导。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毛泽东在这里批了一句：“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
在谈到杀人批准权的问题时，毛泽东批示：“必须无一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
毛泽东还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叶剑英在5月份的镇反会议上告诫与会者：
“镇反上有几条必须注意：一、掌握运动规律，就像撒网一样：⑴抓紧网纲；⑵坚决展开；⑶适时收缩。我们也是：依靠群众（反神秘，大张旗鼓），展开捕杀，适时收缩。没有开就没有收，有些地方已达到千分之一，该收了；个别达到的，细致进行，没有开的，当然不会收。二、掌握工作方法，正如毛主席说的：严格审查名单，大张旗鼓宣传。”
广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但各地结合土改进行的“镇反”运动，仍然方兴未艾。
1953年，全省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行动，将一批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绳之于法。
据有关材料显示，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广东省共逮捕了十几万人，处决了几万人。
可以说，镇反是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广东“镇反”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建国初期，它起到了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
在政权受到敌对力量威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来会显示出“强悍而又铁腕”的一面，软弱无能只会让红色江山分崩离析，付诸东流！
毛泽东给两广的批示以后，广东全省各地开始大规模镇压匪特分子。
镇压对象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种人为主。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要坚决杀掉。
“杀、关、管”三管齐下。
1951年1月下旬以后，从上到下加快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
为了提高效率，省政府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
那些在解放前当过伪乡长、伪区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员的旧党政军人员，而又霸占一方、鱼肉人民的土豪恶霸，公开搞破坏、暗杀的特务，首当其冲成为镇压对象，纳入捕杀之列。
那时候，几乎每天，人们都会看见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插着木牌、判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武警和民兵的严密看守下，在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枪声此起彼落……
大批呈报审判案卷，像雪片似的呈报到地区和省的司法机关。
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市一级机团的“镇反”动员大会。
会场上许多党政干部和民兵代表都佩上了手枪，洋溢着一股征战前的激昂气氛。
常务副市长朱光说：“要胜利完成目前在全国进行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就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三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
朱光表态，广州市的“镇反”不能落在全省的后面，要当排头兵。
1950年初，肃反工作前，朱光出于保护风口浪尖的叶剑英，力劝叶不要公开到会场，以免发生意外，而自己却主动到中山纪念堂，站在孙中山像前讲话，向全市人民动员，没有一丝儿畏惧之心。
当时，敌机炸广州是常事，每次接到空袭报告，朱光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群众疏散。有一次，敌机轰炸黄沙，匆忙中，他只带了一名秘书，没带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黄沙小学召集公安民警处理火情，在场的领导都劝他离开现场，他却固执地说：“我要是怕危险的，就不来这里。”
一次，他找分管政法工作的谭政文谈话。朱光说：“我是市委代理书记，杀人的事，今后一定要事前报告我，拿到市委会上讨论。现在被杀的人，有的在广州起义时，还算不错，后来听说也不那么坏，是否都要杀掉？当然该杀的要杀，但千万不能错杀。你不要怕我会右倾！”朱光对每一宗重大案件的审批都十分慎重。
1951年3月，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的工作组，在珠江、北江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地区的“镇反”还过于右倾。
他们以英德为例作了说明，那里有53名在押的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一匪首曾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在看守所关着。
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工作组将检查时得来的情况，形成了一份工作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省军区派遣工作队，对各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以“铁手腕”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
但怎样才算彻底“镇反”呢？
广东省公安厅根据国家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份《镇压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书》，供各地“验收”之用。
就是说，要以两条标准作为判断一个地区“镇反”运动是否彻底的依据。
镇压反革命彻底的地区，必须具备有如下条件：
一、五方面的敌人（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杀的已经杀了，应该关的已经关了，应该管的也基本管起来了。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安定，基层组织纯洁。
二、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普遍受到了教育，觉悟程度及政治警惕已经提高，绝大多数群众敢于检举、控告、管制反革命分子，生产情绪高涨，在镇反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并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在全省，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呈现出紧张不安和动荡的态势，而且日甚一日。
1952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
毛泽东把报告转发到中南、西北、华北各局，并请叶剑英等人转华南分局、广东省委领导。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毛泽东在这里批了一句：“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
在谈到杀人批准权的问题时，毛泽东批示：“必须无一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
毛泽东还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叶剑英在5月份的镇反会议上告诫与会者：
“镇反上有几条必须注意：一、掌握运动规律，就像撒网一样：⑴抓紧网纲；⑵坚决展开；⑶适时收缩。我们也是：依靠群众（反神秘，大张旗鼓），展开捕杀，适时收缩。没有开就没有收，有些地方已达到千分之一，该收了；个别达到的，细致进行，没有开的，当然不会收。二、掌握工作方法，正如毛主席说的：严格审查名单，大张旗鼓宣传。”
广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但各地结合土改进行的“镇反”运动，仍然方兴未艾。
1953年，全省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行动，将一批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绳之于法。
据有关材料显示，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广东省共逮捕了十几万人，处决了几万人。
可以说，镇反是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广东“镇反”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建国初期，它起到了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
在政权受到敌对力量威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来会显示出“强悍而又铁腕”的一面，软弱无能只会让红色江山分崩离析，付诸东流！
|
文章录入：成年人 责任编辑：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