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自己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

　　《炎黄春秋》杂志刊载严如平的文章，追溯了叶剑英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革命友谊，记述了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光辉事迹。叶剑英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

　　从左倾包围中解救胡耀邦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胡耀邦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耀邦同志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鼓噪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印象。后来他知道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深思，更是夸赞不已。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同志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在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欢迎，人们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叶帅自建国以来，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批判，当时赋闲在北京，仅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而，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萦怀在心，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深为忧虑。当他获悉耀邦同志的困境后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帅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

　　耀邦同志能够脱离左倾包围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和叶帅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7月7曰，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夺去了权。

　　赞赏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四人帮”被粉碎后，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人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称赞耀邦同志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地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他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在湖南和华有过一段很好的共事经历，华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耀邦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帅于1977年2月间约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耀邦同志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l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理论思想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耀邦同志的这些举措，叶帅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地放手干。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上书、上访党中央。但是当时中组部的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顽固抵制平反，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耀邦同志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亲自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坚决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个“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当时分工主管组织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上述工作不断阻挠。但是耀邦同志有叶帅等人的坚决支持，更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畏气概，一往无前，坚持不懈。

　　耀邦同志还坚持对55万多位在反右派运动中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

　　叶帅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此后，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再三再四地提出要重视干部的年轻化。他对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很是高兴。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立即表示赞同。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帅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