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事业经历了风雨洗礼，在国际舞台上愈来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外交事业刚刚起步时，情况却是异常艰难。尤其在外有干扰内有战乱的恶劣环境下，党的第一代外交工作者们迎难而上，无所畏惧，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很快崭露头角。回首新中国外交部前身——中央外事组成立前后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始终为外交事业的建设和外交人才的储备未雨绸缪，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外交工作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周恩来敏锐预言“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日军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迅速越过湖南、广西，进军贵州，直逼贵阳，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连丧师失地，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而在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日军展开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日益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尤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注意，他们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实力，想与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先是1944年6月，一个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了延安。紧接着，美军观察组也来到延安。
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周恩来敏锐地抓住这次重要机遇。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不久，周恩来便在8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为搞好这次的接待和联络工作，党中央在延安专门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主任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外事组下设四个科：研究科、联络科、翻译科和行政科，科长分别由柯柏年、陈家康、黄华、杨作材担任，马海德是顾问，成员有徐大年、曾远辉、敦戈奇、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当中有的又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军事调外执行部的外事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完全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然而，美国政府的行为从根本上辜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希望，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对抗状态。但历史证明，周恩来等对于外事工作做出的努力仍结出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次接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获得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锻炼了一批外事干部，像李克农、伍修权、耿飙、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在这些初期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已经开始感觉到我们的外交人手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要建立新中国并使之走上国际舞台，必须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外事干部。于是，他写信给重庆担任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说：“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悉英语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亲切关照“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从10月开始，驻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地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展开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3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王炳南、陈家康等从南京回到延安。周恩来回来就问：军调部的同志们回来没有？大家一起见见面。于是在王家坪，周恩来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议。他主要讲了当前的战争形势，还特别嘱咐道：“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到时候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在他的亲自安排下，这些曾经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们被编成一支队伍，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为党委书记，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都在这支队伍当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到达山西省临县等候命令。
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成立。成立大会由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主持，王炳南宣布了外事组负责人名单，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由王炳南担任，并就中央外事组今后的工作做了详细安排和布置。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编译和新闻3个处：研究处主要负责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处长柯柏年，后又任命了副处长张香山。该处下设两个科，凌青担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是吴青；编译处主要负责将毛泽东的著作译成英文，也选择一些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情况的材料，处长徐大年，副处长章文晋，科长马牧鸣；新闻处主要负责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编辑向海外提供的介绍、宣传解放区的小册子，处长董越千，下设两个科，科长分别是刘华峰、陈应。中央外事组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之一，工作人员大约有20多名，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下培养的一批外事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建国后成为新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骨干力量。在第一批司级领导中王炳南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任副主任兼国际司司长；柯柏年任美澳司司长。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是新中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周恩来在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各战场战役的同时，还时常念念不忘对外事工作进行指导，他还十分重视对外事干部的培养。此时，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外事干部，曾先后两次写信给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并提出具体的可行性办法。1947年7月29日，他在给王炳南的信中说：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两年工夫都要得。11月10日，他又致信叶剑英并转王炳南、徐大年、柯柏年，信中写道：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写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要将解放战争写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政协和三人小组会议的谈判材料由章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份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整理时有意见提出来，不要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和精心指导下，中央外事组一边转战一边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积蓄着自己的外事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加强了外事组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做好了向海外宣传解放区的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对待国际问题主要通过收听中外文广播编辑两种新闻稿，供与外事组在一起的中央负责同志参考。当时，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负责收听外国新闻广播并记录下来翻译好，董越千负责审稿、定稿，刘文仲管刻钢板、油印，每天出两种。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竟然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并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