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闹后果可能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曾当过几次翻译。据齐锡玉在《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

　　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liv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李雪峰回忆说，在1966年4月“第二次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点名批判。

　　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曾态度激昂，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依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晗的一篇《自传》。吴晗的这篇“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当时47岁的他任北京市副市长，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篇《自传》也写得非常自然、坦诚。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

　　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加德纳的“没有常识”恰恰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理”；而我们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正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才会发生“文革”那样的浩劫。彭真、吴晗均为“文革”发动的祭品。或许，他们的悲剧在当年第一声真诚的“万岁”和从“不习惯”到“习惯”的真诚转变中便已铸就。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