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早在朝鲜战争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但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都始终拒之门外。在中国决定出兵以后，统一指挥、成立联合司令部等问题又接踵而至。

　　中国出兵前未达成协议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的决心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金日成与彭德怀在朝鲜前线

　　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他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中国派到朝鲜的政务参赞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斯大林曾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彭德怀后来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

　　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德怀处保持联络。

　　两军统一指挥作战提上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在10月25日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劳动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使“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德怀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三天的结果令人失望。

　　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

　　金日成和什特科夫11月15日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

　　彭德怀直接提出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德怀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由中国将领为正职，朝鲜将领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

　　于是，中朝建立了联合指挥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合司令部的建立对外不公开，只在内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