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以红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为起点。
　　
　　潘皈佛，红十师参谋长，原红二十八团团长，是这场“大肃反”的第一个牺牲者。据王宏坤将军回忆：“早先的肃反并不是公开进行，大家并不知道。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在打了漕家河以后调到师部任参谋长。一天，副营长对我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到我营驻地附近的山沟里枪毙了，我很奇怪，因为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到团部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问。 我还是在猜测，到底是什么人?是在外面抓的?没听说呀，外抓的要枪毙也只能交地方，不能带到我们部队上来呀，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出发，从麻埠向叶家集开，叶家集在金家寨以北，属河南固始的地盘。那里是平原，一路上我注意就是不见潘皈佛。后来才知道，枪毙的果然就是潘皈佛。潘皈佛是张国焘‘大肃反’受害的第一个。”
　　
　　张国焘的专横和政治保卫局的肃反特权，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等组织内造成一片恐怖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根据不可靠的“证据”破获了所谓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潘皈佛等九人委员会，准备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上并于9月15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从根本上消灭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的案件，并根据该案件指责红四军变东进为南下的作战行动是曾中生继续立三路线、反对中央分局路线，是对于肃反和红四军政治工作不加丝毫注意的必然结果，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等等，这样便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消除了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同时为建立中央分局，尤其是张国焘的个人绝对权威打开了通道。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挥舞着肃清反革命在红四军中的阴谋这面大旗，确实令许多人不寒而栗。
　　
　　徐向前回忆说：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
　　
　　徐向前元帅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许继慎一案早已平反昭雪。而在当时，尽管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军军长，也只能是“将信将疑”，不能表示反对。其实，在那时的那种政治空气之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

　　如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蔡申熙在给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就说：“此次肃反，直革命紧急关键也。彼等正企图置死难阵伤同志之血与命，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之血与汗，所争得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利益，及工农红军之绝境，以求逞其屠杀工农之惯技。观于如首犯之口供(暴动、炸药房、焚医院)及屡次战争中，彼等之延时抗命，便豁然矣!尤其于最近所获彼等于南京政府方面接洽来往文件中，更显其狰狞之兽性，亦更证明不可与彼等共戴天下。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此次虽减少红四军人员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今后工作，不仅绝无损害，反为加强也。兄等应视此之胜利，胜似消敌人兵力三师以上。至干部问题亦不应稍为犹豫，须知彼等虽有才，其才不仅不为我用，而正用其才杀我也。望兄等在培养自己干部上努力，工农干部今日虽弱，忠质之弱腹似狡猾之强百倍也。”蔡申熙的这种看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
　　
　　这种思想状况也是红四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据记载：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10月上旬，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晚年时期的陈昌浩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此时鄂豫皖省委尚未建立——引者注)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呢?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认为：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失”。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尚方宝剑”：“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而对于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尽量设法使其改悔。……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正是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大开杀戒，杀害了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一大批红军官兵。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其中在白雀园被害者2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