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于公元616年宣布炀帝杨广十大罪行檄文中的名句，不仅成为“罄竹难书”这一成语的典故由来，也道出了当时天下人“无向辽东浪死”的怨愤之情。两年后，已是孤家寡人的杨广被困江都（扬州），“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最终落得个被屯卫军勒死的下场。
　　
　　若以智商标准衡量，杨广并非下乘，论文才写过不少华美艳诗，论武略曾率军讨伐陈国完成了江山一统。
　　
　　弑父杀兄篡权后，他曾得意地朝堂上称，朕若与士大夫比才学，亦当为天子。然而这个生于豪门而不关心民间生计的纨绔子弟，虽在谋夺太子位前伪装过简朴，却不懂动用兵役夫役的基本限度。其父杨坚自581年建立隋朝后，经艰辛创业20多年，不仅结束了华夏大地400年的分裂战乱，还苦心积蓄起巨大的粮食仓储，如黎阳仓、洛口仓的规模被现代考古发掘证明为世界古代无双。杨广继位后却完全走向另一极端，挥霍无度又穷兵黩武，仅14年便使繁盛的隋朝重蹈了秦朝“二世而亡”的下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过，“暴力还是由经济力量来决定”，这也是古今中外战史证实的唯物主义原理。古代除了游牧骑兵或造反暴民在短期可“随掠而食”，农耕社会的军队调用都必须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养兵用兵都需根据民力即经济能力而定。古时靠手工劳作支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风调雨顺之年以多数青壮耕作，才能勉强维持社会供应，遇天灾兵乱则饥馑立至。曹操便算出一兵远征需十夫保障。唐代以前的史籍对数字缺乏精确考证的传统，动辄记载某战出兵“带甲百万”，显系虚张声势之词。只是隋朝兵役动员的惊人统计，从史实看却是实情。
　　
　　杨广这个好大喜功的独夫篡位后，长期伪装形成的心理压抑猛然释放，穷奢极欲并大搞“形象工程”。他修东都洛阳、挖运河用民夫多达300万，北抗突厥、西讨吐谷浑又用兵数十万。三次征伐东北的割据政权高句丽时，杨广在612年一次便出征军队113万人，依靠大运河运输时还调用随军民夫230万人，行军队伍长960华里。《隋书》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这确实创造了中国古代战史上用兵数的最高纪录。建东都累死民夫百万，第一次征辽大败即死士卒30万，隋炀帝却毫不痛惜，只是下令再征兵拉夫补充缺额。
　　
　　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脱产官吏和军队若超过人口3％，通常便会超过社会负担能力。隋廷最盛时人口统计为4600万人，若加逃税隐漏者至多不过6000万，炀帝时服兵役劳役者至少超过800万，尽发男性青壮尚不足，竟至“役及妇人”。如此男不得耕，女不能织，农事荒废，官员军队尚可靠仓储维持，民间却是饿殍遍野。逃役者啸聚山林，天下大乱相互攻伐，旷露的尸体又“臭秽盈路”造成瘟疫流行，形成死亡率攀升的恶性循环。
　　
　　在618年那个凄雨绵绵的早春，被困江都的杨广只能终日醉酒消愁，哀叹颈上好头颅不知谁来斩，却仍不明白众叛亲离的根本原因。他在身边军人叛乱前不久，还赋诗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真可谓至死不悟。因之后人论及昏君暴主，莫不以隋炀帝为最！
　　
　　封建帝制是造成君主骄狂的体制性根源，不过像杨广这般无理性地大兴兵役还是罕见之例。唐朝总结其“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的前车之覆教训后，实行慎用民力和精兵政策。唐朝初年战事不断，对抗头号强敌突厥及再度征辽各役，用兵都不超过10万，结果频繁出征并未影响经济恢复。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实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