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1918年生，湖南人。抗战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采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和副社长等职。本文作者沈容，是李普的妻子。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李普和我两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后来听说，此案报到了"中央文革"，上头十分重视。于是立马成立专案组，并由军管组组长亲自挂帅。
右二为李普
这事还要从抄家讲起。我家最早是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后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不断地来。他们翻箱倒柜，连砸带拿，连粮票、油票都抄走了。第一次抄家之后，我还整理一下，然而刚整理好，抄家的又来了。如此反复几次，不胜其烦，只得任由衣物、箱笼、瓶瓶罐罐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这样倒好，各地的红卫兵来过几茬，后来的觉得没油水，也就不来了。
不久，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的抄家来临了。说它不同寻常，是因为来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成年人。说它大规模，是因为来了十几二十人之多。查抄之细，也无以复加。除了箱笼、抽屉、衣柜之外，最费时费力的是书。我家客厅有一面墙经过装修整个改成了书架，另外还有几个大书架。他们每一本书都翻个遍，因为抄家抄得多了，看到他们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辛苦，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点同情，更多的是好奇。这样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南局大院里其他干部恐怕都没有得到这种殊荣，究竟所为何来?渐渐地我发现，有的人认真地在一页一页地翻；不过也有的人拿起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有的马马虎虎翻一下就放下了，似乎对这件事兴趣不大；有一位还没有翻几本，就点着一根香烟，还递给李普一根，两人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看来，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并不理解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的抄家，是由王匡家被抄家引起的。王匡当时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来中南局以前是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管过港澳工作。我们和王匡早在解放以前就认识了。王匡和李普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李普是社长，两人成了好朋友。李普来中南局工作，是经过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的。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我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王匡由于管过港澳的工作，家里不免有港澳的书报刊物。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港澳工作当时是不公开的，人们当然不理解这些书报的来历。更要命的是在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写有每人的名字，有两人没有写名字，一个写的是报务员，另一个写的是译电员。这还了得!居然有报务员、译电员，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吗?
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呢?说来话长。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有一位叫谢文耀的副社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夫人保留了分社全体人员的这张照片，洗了很多张，王匡和李普各得一张。王匡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位是报务员，另一位是译电员，就这么写下来了。那时，前线分社自带电台，记者写的稿子，都由译电员译成电码，报务员用自带的电台发给总社，因此有译电员、报务员。这样简单的事，只要问问当事人就能弄明白。而且，稍有常识的人也想得到，决没有一个暗藏的敌特会把他的成员名单和照片堂而皇之地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的。但立功心切的人们却如获至宝，把它看成一个大收获!
接着，就有了我们家的抄家。事有凑巧，在我家箱子里找到了一粒子弹，还在桌上找到一张抄写的电报号码。这下好了，不仅有港澳报刊，还有特务名单、报务员、译电员，还有抄好的电报号码，又还有子弹。这不是板上钉钉，不是特务是什么?
我们家怎么会有子弹呢，无疑是红卫兵掉在那里的。我家曾住过两三批红卫兵，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我家箱子里。至于抄的电报号码，那是我和我女儿干的。"文革"初期，我们收听电台的广播，有一次听到一个凄厉的女声报她的台标，然后报电报号码，出于好奇，就抄下来，想翻翻电码本，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没有翻出来，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码。这张纸就随手扔在一边，想不到现在成了又一个"铁证"!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嘲笑那些人立功心切，因为李普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留着一顶"特嫌"的帽子。1955年内部肃反，李普由于两起冤假错案的株连被"肃"住了。结论是他"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被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是当面告诉了他的。他不知道的是他从此属于"控制使用的干部"，更不知道档案袋里还摆着一顶"特嫌"的帽子。好了，在那些人看来，"特嫌"之谜现在已经解开了，"特嫌"可以改成货真价实的"特务"了。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这个"特务"果然神通广大，而竟打进党的高级机关来了!但是他毕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你说他们这一功多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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