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清廷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准备择日签约的时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变故：英国特使额尔金就“人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声称巴夏礼等被俘人员遭“凌虐过严”，鉴于“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
　　
　　十月十六日，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至此，清军在九月十八日羁押的三十九名人质，已经全部遣返，其中一半人已经死去。具体数字是这样的：英军被羁押人员二十六人，活着回来十三人，死十三人；法军方面被羁押人员十三人，活着回来六人，死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国《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这件事大大激怒了日益骄横的英法联军。从活着的人身上的伤痕以及他们的叙述来看，英法联军确信他们的外交人员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如果说几天前，他们因为洗劫圆明园在良心上还有一点点不安的话，现在他们开始变得心安理得了，甚至认为他们自己干得还不够。
　　
　　十月十七日晚，额尔金在交给恭亲王的最后通牒里，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批准“一八五八年条约”，还要为英国受害者赔偿三十万两白银抚恤赔款；法国特使葛罗也如法炮制，要求为法国受害者赔偿二十万两白银。至于圆明园，额尔金强调说，“全园余物，将立即予以荡平。此点无须亲王殿下同意，因本军统帅将立予执行。”
　　
　　事实上，英法被俘人员被押解到北京以后，的确在提督府受到过看守官员的泄愤打骂。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对俘虏之事曾有记载：“初四日(九月十八日)，怡邸解夷酋巴夏礼等二十余人到圆明园，交提督府下处派兵看守一夜，兵丁凌虐之。”刑部尚书赵光在其《自定年谱》中的记述，九月十八日，巴夏礼等人在通州被擒获后，押赴圆明园，当天晚上关押在圆明园，第二天便被送进刑部南所、北所两监，其他的被俘人员则直接由通州送押到顺天府密云、昌平等县监狱关押。不过，在当时惯于对囚犯实施暴力的看守人员来说，这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情，何况被虐待的又是一些到自己家门口来滋事的“丑陋洋夷”。
　　
　　恭亲王等王公大臣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俘虏问题在英法联军看来是这么的重要，竟能成为再起祸端的借口。在清廷看来，巴夏礼是俘虏中的首恶，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巴夏礼一人身上，因为意识到巴夏礼会对和谈有用，清廷对巴夏礼实行了非常优待的政策。至于其他人，清廷则根本无暇顾及、亦无心顾及。
　　
　　借口当然不止这一个。总之，圆明园的最后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在焚毁圆明园的问题上，英法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英法首脑之间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十月十六日，法国特使葛罗和军队统帅蒙托邦表示不同意焚毁圆明园，他们都认为焚烧圆明园非明智之举，圆明园只是一座未曾设防的“乡村景点”，烧掉它未免过分，如果真要烧掉什么的话，烧掉清政府最高权利机关——紫禁城，远胜过烧掉一座皇帝用来寻欢作乐的园林；他们还认为，圆明园是清帝行幸的离宫，并未设防，也不是敌占区，焚毁它属于无益的报复；另外，他们还担心这样做会“将使恭亲王益增畏惧，不敢进行和议。”作为替代办法，葛罗和蒙托邦建议焚毁北京紫禁城，并劫取里面的文物典籍，他们认为这样做更有价值。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意见恰恰相反。额尔金认为：圆明园是大清皇帝最为倾心的住所，他的三分之二时间都在这里度过的，毁灭圆明园，是对皇帝一人的惩罚，是对他的尊严和感情最强有力的打击，实则是“害最小而最可行之策。”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作为英国特使，额尔金在这个问题是算过一笔账的：“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呈献出来，作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圆明园内“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经被拿走，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争论到最后，额尔金坚持要焚烧圆明园，而法国方面则决定不参与焚烧圆明园的行动。
　　
　　额尔金焚烧圆明园的狂悖之举是早有预谋的，他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地施暴，实在是因为得到了英国国内当权者的支持。早在一八五九年英国公使第一次到北京换约时，英国政府就曾发出这样的训令：“中国政府愿意外国公使驻北京，如遇任何妨碍，须不顾一切，完全达到北京换约的目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沽口战败之后，英国首相巴麦尊就曾给他的外交大臣写信说：“此时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毁清朝皇宫，然后撤回战舰。”因此摧毁中国皇宫的主张，早已在泰晤士河两岸传开了。“我衷心高兴，额尔金和格兰特决定烧毁圆明园。”巴麦尊事后写道，“以这种永久性标志来表示我们对这些鞑靼人的奸诈和残暴的愤怒，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宫遭遇同样的命运，我会十分高兴。”
　　
　　因此，即使没有得到法国盟军的同意，英国人也决定一意孤行。他们以格兰特将军的名义发表了一则告示解释自己的行为：
　　
　　余所以欲毁圆明园宫殿之故，今愿为左右一陈之。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法军自圆明园撤退，中国官吏随即接管，行劫之中国人五名立为所斩。吾军逻卒往视时，已园门锁闭，房屋亦未被毁也。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
　　
　　英国人把火烧圆明园的日期定在十月十八日。
　　
　　就在行凶的前一天，英军书记官赫利斯写道：“十月十七日，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自由”两个字在这个特别的语境下显得如此触目惊心。联军司令部的命令使得圆明园又经历了一轮更大规模的洗劫。一位名叫邓恩的英军上尉评论说：“对圆明园和附近官员府邸的第二次抢劫，比第一次更有收获。”
　　
　　摘自《日落圆明园》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作者：范伟 金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