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借助上海黑帮势力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史称“四一二政变”，此事标志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斯大林（见图）为正式领袖的共产国际在对待此事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苏联共产党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1879年～1940年）坚决反对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挥，双方为此展开激烈的论战，其结果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流亡它国。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同路线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与斯大林的恩怨由来已久。总体而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更主要集中在后者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斯大林建立的党内制度上，也就是说，他与斯大林的分歧集中表现在革命、建设的战略策略上。
    
    两大派领袖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矛盾更加尖锐。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国家（即苏联）内取得胜利。他在1924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说过：“没有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给我们的证明。”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斯大林似乎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并不热衷。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亲密。蒋介石当时在中国领导革命，斯大林把他当盟友；在斯大林看来，革命的前途只能依靠蒋介石的军队。他在1926年11月30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这样写道：“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而蒋介石的军队，在斯大林看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论”在对待中共以及蒋介石的态度上表现得泾渭分明。在他看来，“在殖民主义国家，急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仍然视蒋介石为同盟。政变发生后六天（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斯大林并没有过多地责骂蒋介石，反而说：“武汉的国民党是没有右翼国民党人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大众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斯大林看来，鉴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应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北伐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共进。只有在北伐战争完全结束后（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才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的这些政策遭到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批评。他在“四一二政变”爆发前一年发表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中共当时已经没有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殖民主义特性和帝国主义的存在，换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已经结合，但他们的利益不同于工人及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断绝关系。
    
    托洛茨基还认为，由于国民党有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层，不会去符合工人农民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建立苏维埃委员会，“苏维埃将从现在开始伴随中国革命的进程，反映它的命运。”
    
    而即使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星期（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讽刺的是，国共合作随即破裂。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反对言论，终于让后者愤怒。“四一二政变”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回顾他与斯大林的路线之争时说：“假如在中国北伐刚开始时就在‘解放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有了必要的基础，有了自己的军队，能够粉碎敌人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这样却能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熟起来，夺得政权，即使不是在全中国，也能在相当大一片中国土地上做到。”他甚至批评斯大林“塑成了一条越来越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
    
    “四一二政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次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下，中共成员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几年，中共发展迅猛，到了“四一二政变”前，共有超过五万名党员。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坚持“工人运动”，并努力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展。史料记载，在1927年3月4日到4月4日期间，上海地区的中共迎来发展高峰，一个月内这个城市的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达到八千多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发展也很快。
    
    当时，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伐战争，外国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受到打击。在上海，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但由于此时国共已经开始合作，于是，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日益显现。当时，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建立苏维埃委员会，但斯大林坚决不肯——前面已经阐述过，他还怕国共联盟破裂，更怕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苏联利益。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发动大罢工，人数之多，史料并无统一记载，但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与警察、部分私人卫队甚至黑手党徒发生武装斗争。两天后，罢工结束。
    
    3月24日，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上海工会考虑对所有租界采取大罢工措施。一些当地共产党领导人支持这些反对外国租界的罢工，并把日期定在3月28日。
    
    对于中共的这一做法，斯大林坚决反对，其理由是：“这会孤立上海工人，给对工人采取暴力提供方便。”工会遂放弃了占领租界的做法。更让上海中共感到纳闷的是，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十分模糊，导致上海中共混乱。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加紧对中共的夺权行动。他首先会晤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三天后会晤了上海商业和金融界代表。对于这两大团体，中共的行为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共产党人威胁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而罢工则让工厂停止经营。因此，他们答应为蒋介石筹资，打击中共组织。4月11日晚，工会联盟主席被谋杀；次日，黑帮开始与工人战斗，军队也开始收缴工人的武器。政变发生后，上海黑社会组织领导了一个反共委员会，继续对中共成员进行打击。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告破。
    
    没有历史文献证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是否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肯定就此问题征得斯大林的默许。
    
    蒋介石与斯大林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6日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他就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这是因为在准备发起另一场更大政变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国民党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
    
    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例如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石。
    
    鉴于这种“友谊”以及对中国革命路线的坚持，斯大林当然有理由默许蒋介石的政变行为，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这个责任推给托洛茨基的反对派。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反对派的错误”的演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