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用“葬礼外交”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中华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16
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恶化，到了70年代，两国之间的对抗形势升级。但进入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鉴于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开始向苏联抛出橄榄枝，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苏互相示善
1982年之前，中苏两国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据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载：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邓小平随后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钱其琛的周围，而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
两天后，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份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三十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邓小平的“葬礼外交”
据中国外交部随行翻译蒋本良回忆：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邓小平抓住实际，在外交部提出派副外长钱其琛做特使的基础上，采取出人意料的惊人步骤，大大提高规格，指派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开创了“葬礼外交”，改变中苏两国“只对抗、不对话”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领导人，邓小平又推出另一项外交策略。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
邓小平回应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也说：“我也这么做。”
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
他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
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邓小平短短一句话的口信在苏联领导层引起了强烈反响。11月初，苏共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传话。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国大使李则望确认收到邓小平的口信，并表示愿意响应邓小平的倡议：“苏联有政治意志和决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高度。让我们行动吧！”
11月23日，他又特意会见路过苏联的李鹏，答复邓小平的传话，突出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表示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越快越好”。第二年，他在著名的海参崴讲话中，就“三大障碍”中的两个做了积极表态，称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9月，在两国外长联大会晤中，双方达成了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协议。1989年，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
中苏互相示善
1982年之前，中苏两国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据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载：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邓小平随后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钱其琛的周围，而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
两天后，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份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三十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邓小平的“葬礼外交”
据中国外交部随行翻译蒋本良回忆：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邓小平抓住实际，在外交部提出派副外长钱其琛做特使的基础上，采取出人意料的惊人步骤，大大提高规格，指派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开创了“葬礼外交”，改变中苏两国“只对抗、不对话”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领导人，邓小平又推出另一项外交策略。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
邓小平回应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也说：“我也这么做。”
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
他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
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邓小平短短一句话的口信在苏联领导层引起了强烈反响。11月初，苏共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传话。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国大使李则望确认收到邓小平的口信，并表示愿意响应邓小平的倡议：“苏联有政治意志和决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高度。让我们行动吧！”
11月23日，他又特意会见路过苏联的李鹏，答复邓小平的传话，突出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表示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越快越好”。第二年，他在著名的海参崴讲话中，就“三大障碍”中的两个做了积极表态，称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9月，在两国外长联大会晤中，双方达成了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协议。1989年，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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