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的迫害，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记者等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地不能立足，先后从各地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日军进攻香港，并很快占领香港。

　　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十分关心。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南方局和周恩来当即急电廖承志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就安全撤退、转移、安置和经费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与中共南方工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同志紧急部署营救工作。廖承志等分批会见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传达征求大家对撤退方案的意见，并决定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及联络地点，还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的必要经费。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投入营救、护送、接待工作。当日军攻占九龙时，游击队即派两支精干的短枪队进入新界和九龙市区活动，并建立起两条秘密交通线。

　　日军攻打港九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却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帮助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处秘密接待站，再分别安排他们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

　　1月9日，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换上老百姓的便装，打扮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抵达铜锣湾避风塘，登上营救人员准备好的一艘大驳船。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员带到这里。次日凌晨，交通员又分别将这些文化人带上三只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终于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

　　1月11日，几十名文化人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然后翻山穿谷，渡过深圳河，胜利抵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随后，一批批文化人、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都陆续被营救出来，并护送到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和其他安全的地方。经过共产党人及其游击队员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士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受到党中央的来电表彰，也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