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林彪反党集团中，除林彪以外，资格最老、职务最高、唯一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就是黄永胜了。他有过荣耀的历史。毛泽东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其中就有黄永胜。这批人员中知名度较高的有：罗荣桓、谭震林、杨得志、曹里怀、黄永胜等。但在“文革”之中，黄永胜紧跟林彪，网罗罪名，陷害老帅，打击忠良，劣迹斑斑。
战功赫赫，污点明显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并发生巨变的一年，北洋军阀基本上被打垮，革命犹如狂风暴雨席卷大江南北，革命的中心由广州北移武汉。有志青年纷纷投人革命队伍。家庭贫寒、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黄永胜，也随着革命浪潮从湖北咸宁入伍到武汉警卫团。9月又随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师的战士，12月又在江西遂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四军中，他历任排长、连长、副团长。
由于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特别是在五次反“围剿”中，英勇善战，屡建功勋，黄永胜的升迁很快。1931年他还是红军的一名团长，第二年便升为师长。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黄永胜担任红一军团4师副师长，开始在军团长林彪手下工作，并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渡黄河作战。1936年6月，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7年1月任红一军团第2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永胜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后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等职。他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指挥下，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先后进行了绥远战役和反抢占战役。反蚕食斗争的4年里，他一直在聂帅身边工作，带兵打仗，虎虎有生气，有勇也有谋。
可他的毛病也特别明显，就是爱拈花惹草。就在抗战十分紧要时，他与一个地主女儿也打得火热，受到聂荣臻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生活作风的事，他感到没脸见人，想调到别处，正好第二野战军成立，黄永胜担任热辽纵队司令员。1946年8月，承德失守后，黄纵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黄永胜从此投奔在东北王林彪的门下。
1947年下半年，黄永胜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以后东北野战军成立，他又担任第6纵队司令员，改称第四野战军时任45军军长、第14兵团副司令员等职。他虽然为辽沈战役立过功勋，但玩女人的毛病始终不改。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元帅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说他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
教唆孩子诬告罗、贺两家
全国解放后，黄永胜南下广西，任第13兵团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司令；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司令、华南军区副司令等职。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第15兵团司令员。后任中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在二野时，黄永胜和罗瑞卿共过事，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林彪阴谋打击罗瑞卿时，黄永胜“作战”不力，林彪很不满意。叶群给他透了信，黄永胜赶紧给叶群写信：“我说得不好，跟得不紧，我不敏锐……你转来林彪的指示，我是蠢猪。”几个月后，黄永胜与老婆项辉芳感觉到政治风浪有变，决不能再失去林彪这只大船了。正好他们的4个孩子到北京串联，住在贺龙元帅家。黄永胜得知后马上命令他们返回广州，夫妇俩联名写信给叶群表示效忠。
林月琴那里，我们曾给孩子们打过招呼，不让到她家去，但不好把内情告诉他们。贺的情况，我们十一中全会以后才知道，孩子们早已外出。当然，就是在家也不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糊里糊涂，被人拉着，经常去小龙那里！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待回来后，再予查问。总之，孩子们幼稚，容易上当，今后我们一定加强教育。
当孩子们一回到广州，黄永胜就教训了他们一顿，同时叫他们给“林彪伯伯”和“江青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造谣说他们到林月琴家里，林月琴对他们特别好，并一再打听广州军区“文革”情况，这是别有用心。还说贺龙的小儿子小龙搞秘密组织，准备秘密串联，说罗家和贺家的人在调查、整理王任重的材料及关锋、戚本禹的讲话，等等。
林彪很欣赏这种全家式的效忠，不但原谅了黄永胜的不得力，还准备重用他。
事隔不久，发生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黄永胜被扶上了总参谋长的位置。叶群及时将这个“好消息”透露给黄永胜：让你当总参谋长是林彪提议的，林彪早已有内定，林彪让我宣传你的历史和大节好。就这样，黄永胜后来居上，比另三大“金刚”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上贼船晚，却最受重用。
曾对罗荣桓感恩戴德
其实罗荣桓称得上是黄永胜革命的领路人。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黄永胜对此不但不否认，还经常说在嘴上，写在文中。1960年，他写过一篇《井冈山上红旗飘——连队生活回忆片断》的文章，回忆当年他当班长时，连党代表罗荣桓对他的教导。其中有一段描述他因动手打一名违犯群众纪律的战士，罗荣桓谆谆开导他的故事。文章写得情真意切：
……第二天一早，点过名之后，因下雨没有出操。连部的小传令兵忽然到班里找我，说罗党代表要我到连部去。我到了连部，党代表见我来了，把他坐的板凳让出一节叫我坐下，然后问道：“你们班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情呀？怎么深更半夜还吵吵嚷嚷、哭哭啼啼的？听说你还打了人？”
当时，旧军队的作风影响还没完全消除，我并不认为上级打部属是一件什么严重问题，何况说被我打的人又是咎由自取呢！我把事情的经过情形同党代表讲了一遍，最后理直气壮地说：“他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执行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唔！这么说你打人是对的喽？我提一个问题，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办法把全班管理好呢？”
这倒是一个新问题，我一时竟无法回答。
“怎么？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当士兵犯了一点错误，班长把你打骂一顿，你的心里会怎样呢？”
我一声不响，心里却在想着党代表提出的问题：是呀！如果我的上级把我打骂一顿，我的心里怎么会好受呢？我打人家不也是一样吗？
党代表接着说：“毛委员教导我们，用打骂来代替管理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弟兄们有了缺点错误，要反复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做到自觉地遵守纪律。今后无论如何也不准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我原来一肚子的理由，被党代表这么一说，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终于在党代表和连长的面前承认了错误。这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从那以后，我一直牢记着这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30年多年来最后一次打人。
说得何等好啊，一个充满着无限感激之情的黄永胜。但不到10年，黄永胜竟变得像害怕瘟疫一样怕接触“老领导”的遗孀，急忙割断哪怕是下一代之间的联系。政治扭曲了人。这不能不说是黄永胜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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