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把口杯当痰盂的，便好奇地走过去拿起盖子往里看。
张伯伯发现了我，厉声说：“放下！别动这杯子！”我被他严厉的态度吓坏了，惊恐地看着他，他生气地说：“这房间你不能随便进来，这只杯子你尤其不能碰！去吧，到外边玩去。”
我噙着眼泪去告诉妈妈。
母亲听了告诉我：“别难过，这是张伯伯爱护你才这么凶的。张伯伯现在正在害一种病，这病是要传染的，痰是最危险的传染源，他是怕你染上病。”
后来我知道，张天翼先生得的是肺结核，且是开放性。他到“河心”来一则是避难，二则是养病。
母亲告诉我，张伯伯是大作家，是写故事书的，他读过很多书，很有学问，以后张伯伯看书写字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扰。他休息的时候你可去玩玩，听他给你讲故事。但他的东西你一定不要碰。张伯伯原名叫张天翼，现在改名叫张一之。
母亲还特地告诫我：“他原先的名字一定不能告诉别人。”
当时我转学到两路口镇上的小学上三年级，每天要经过一间小邮政所。
一次放学时，一位同学说要到邮局去看看有无他爸爸的信。解放前乡下一般是没有邮递员的，信要自己到邮政所信箱去取。在翻阅那些信件时，我发现了一封写着“张一之先生收”的信，便把它放进书包带回家去。当我把信交给张伯伯时，张伯伯喜出望外，问我从哪儿拿来的。我说了经过，张伯伯便高兴地说：“以后你每个礼拜去一次邮局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从此我成了张伯伯的私人邮递员。
有一次我取回的是一张单子。交给他后，他说那是一张包裹单。第二天他便收到一只沉沉的大包裹。
那天晚饭时我象往常一样把饭菜为他送去，妈妈总是在张伯伯的菜里加一只煎蛋之类的荤菜。
张天翼从来不与我们一起吃饭，妈妈说这是他的卫生习惯。
张伯伯叫我拿只大碗来。
我拿去后他便从那包裹里取出一只大罐头，罐头的商标上有一头大黄牛。他在罐头上取下一只像钥匙似的东西，在罐头边上慢慢地卷了一圈，罐头便打开了，他把罐头中的牛肉一大半都拨到大碗里，叫我端去与姐姐、妈妈一起吃。母亲一见急了，连忙端回去对张天翼说：“这是给您补身体的，您怎么都送了我们？”
最后推脱不过，只得谢了张先生。
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好久没吃过肉了，每天都是三餐青菜稀饭过咸菜，由于营养不良，眼睛总是发干。这一切张天翼都看在眼里。他是特地写信到家里，让家里寄了罐头来。
那晚我们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牛肉。
此后张伯伯每次开罐头都要叫我拿碗去，母亲总是过意不去，而我总是很高兴。
我家屋后有一片大杉树林，每棵树都有一抱多粗，几十米高。这树林是我玩耍的好地方。张天翼也很喜欢这树林，每天早上他都要到这树林中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如果天气好，他还把一顶带尼龙蚊帐的吊床吊在四棵杉树之间，人躺在里边看书、写文章。
暑假里母亲规定我每天必须做好暑假作业才能玩。我便把一只小竹椅和一条长凳搬到树林里做作业。一次，有一道数学应用题我解不出，就拿去请教张伯伯。张伯伯躺在吊床里接过我的课本看了一遍题目，就给我分析起来，直到我弄懂了才叫我算出来。我算好后一对答案，不对。我又去问，张伯伯看了我的练习本，发现了问题。
“8乘7是多少？”张伯伯问我。
“五十六”。我答道。
张伯伯把练习本往我脑门上一拍，“你看你写的是多少？”
我一看，傻眼了，我写的竟然是“65”！
张伯伯沉着脸说：“你这么粗心，将来还想当工程师？”
我感到很狼狈。粗心是我一贯的毛病，每次考试我都自我感觉良好，而最终都是因计算的粗心而被扣了分数。张天翼先生的这句话点到了我的要害，我想我大概是当不了“工程师”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宣称我长大要当“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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