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47年，解放战争炮火连天。作为“国统区”的四川成都，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特务大势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我父亲和张天翼等一大批文化界的民主进步人士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在地下党同志的及时通知下，父亲几经周折终于脱险，躲在成都郊区“两路口”的“河心”。
这“河心”是岷江上的一个江心洲，面积颇大。洲上古竹参天，大树成林，仅有两三户看林的农家，是一个人迹罕至的隐密去处。这是民主人士鲁先生家的产业。鲁先生思想进步，同情革命。他把一些脱险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藏匿在这“河心”的竹林深处。林中有几间破败的茅草屋，堆放着农具、杂物和柴禾。
我父亲先去，接着又来了几位。他们脱下西装革履，剃光头发，穿上农民的布衫和草鞋，在林中开荒种地。一只大锅烧饭，集体开火，集体劳动，像一个合作社。半年之后我和姐妹随母亲也住进那林中的茅屋，母亲便成了“合作社”的炊事员。几个月后，几位“伯伯”悄然离去，不久又来了作家曾巴波夫妇。一个月后，父亲与曾巴波夫妇在一天夜里也离去了，听母亲说他们去了香港。父亲走后不久，又来了张天翼先生。
张天翼先生因病早在1945年便由作家陈白尘和曾巴波介绍给鲁先生，在鲁家住了一年多，一边养病一边写作。由于形势日紧，鲁先生便将张天翼也送到“河心”来，托我母亲照料。当时的张天翼先生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而我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我仰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突然出现在院子里的陌生人。
只见他又高又瘦，穿一身灰布长衫，留着平头短发，长长的脸，犀利的目光。
他在我头上摸了一下。妈妈对我说：“快叫张伯伯”。我便叫了一声：“张伯伯”。
张伯伯住进一间堆柴禾的单间，与我家的灶间相连。平时他深居简出，只有晚饭后才出来散散步。
一天，见张伯伯在漫步休息，我和姐姐便跟在他旁边。他与我们闲谈起来。
“你长大做什么？”张伯伯先问我姐姐。
“当文学家。”姐姐不假思索地说。
“你呢？”张伯伯低头问我。
我想了想说：“当工程师”。当时我并不知道“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只是听大人们谈话时说起某人是工程师。接着张伯伯又随便考考我们的地理知识，他问：“东三省是哪三省？”我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姐姐很快说：“辽宁、吉林、黑龙江。”
张伯伯又问：“两广是哪两省？”
我又傻眼了。还是姐姐代我回答：“广东、广西。”
张伯伯再问：“那么两湖是哪两省呢？”
这时我连忙自作聪明地抢答了：“湖东、湖西。”
张伯伯转脸瞪着我：“什么？”
我嗫嚅地小声说：“湖东、湖西。”
姐姐立刻纠正我：“是湖南、湖北。”
张伯伯满脸地严肃，皱眉问我：“哪有湖东湖西？你老师教过你湖东湖西吗？”
我摇摇头。
“那你怎么说湖东湖西？”
“我猜的……”
“科学知识是不能胡猜的！知道吗？”
张伯伯仍是那么地严肃，脸拉得越发长了。
从此，我见到张伯伯便有些怕。
张天翼来的第二天，鲁家的佣人便牵来一头母山羊和一只小羊。来人说，这是鲁先生交代的，要我母亲代养这两头羊，每天挤一杯奶给张先生喝。并当场教我母亲挤羊奶。
当时，地下党组织叫鲁绍先每月进城到作家李颉人处领一笔钱作为张天翼的生活费。要求鲁先生给订牛奶。鲁绍先无法弄到，便养了一头奶羊，以羊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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