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李世民玄武门政变取得成功的原因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大致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先生总结过三点。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须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一点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臣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至（有“日”字偏旁）、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胡如雷所举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大致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先生总结过三点。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须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一点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臣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至（有“日”字偏旁）、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胡如雷所举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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