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欲，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追饷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这个一心想为李闯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没做成，却成了刘宗敏的阶下囚，在严刑拷打下，交出十万两黄金，然而刘宗敏并不满足，仍然拷打不尽，魏藻德的儿子求刘宗敏手下留情，并说明自己的父亲有不少门生，可以从他们手中凑足款项，刘宗敏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期限还没能交全，魏藻德求刘宗敏再给他一点时间，刘宗敏不听，结果被活活打死。接着是前内阁首辅陈演、成国公朱国纯、禁卫军头领李国祯、国丈周奎、东厂太监王之心等，明朝有头有脸的人一个也逃不了，在刘宗敏手下，个个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断的交钱，一点法子也没有。
作为大顺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刘宗敏腐化得极其迅速。这人仗着功劳极大又与李自成情同手足，强横之极，到后来，李自成也操纵不了他了。刘宗敏一到北京，就开始“挟妓”取乐，而在追饷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着深深的快感的，对于这个穷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一个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为追饷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军队是大顺最精锐的部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腐化，去捉这些有钱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军国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内，到处跑的都是刘宗敏的兵，“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余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时代似乎到来了。
大顺军所到之处，开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现在说的“满大街的抓人”。追饷是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被起用的官员，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这里面包括“劝进”党的国丈周奎，交了五十万两黄金仍难逃一死。
刘宗敏成了追饷活动的总指挥，他命令各处兵营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饷，即使在路旁街边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著名文人杨士聪亲眼看见，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受夹棍刑罚的每院有百人，这些人中，真正的有钱阶层只占十分之一二，大多数还是一些低级官员和小吏，还有一些商人，他们身受酷刑，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而当天过后，据说这几百人无一生还。(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用刘宗敏来完成追饷大任务，也充分体现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极为不明智，如果稍有头脑之人，对刘宗敏这样残暴而又难以驯服的家伙都会有所提防，如果换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会肯定会赏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却把这样一个油水极大、极易失控的工作交给了他，可能是出于哥们义气吧，他认为刘宗敏忠心耿耿，与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却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讲个人感情的，以李自成这样的品性，当个黑老大差不多，当政治家，差之甚远。
刘宗敏的追赃活动整苦了明朝遗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依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金钱与残虐中寻求最大快感的大顺军，到后来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榨完了权贵的钱，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铺和居民经常遭受抢劫，而在刘宗敏的纵容下，抢掠变成了淫掠，强抢民女的事件也多有发生。对长期在外作战的大顺军来说，进城后掠夺美女亦是其欲望宣泄手段之一，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将宫女集中起来，分赏给诸将和群臣，其他将领也多有此等劣迹。这里面最厉害的是刘宗敏，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将其中数十名女性尽数掠去，而在追饷活动中，为了保命，甚至还有明官献出妻女家小，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军纪之坏，已经全无章法。甚至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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