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12日，周总理来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在此守灵36年的孙中山卫士谭惠全老人(前排白须老者)一旁陪同。

1981年10月，谭惠全遗孀苏潮宽(左一)与其幼子谭志泉受到邓颖超同志接见

　　1956年11月12日上午，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往日平静的香山碧云寺突然热闹起来，一群人面带着敬慕神情进得门来，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浓眉朗目，气质非凡，很快就有人认出，这是周恩来总理。

　　为孙中山守灵36年家中曾穷得揭不开锅

　　香山碧云寺闻名海内外，不仅因为它集明清两代建筑工艺之大成，在考古和建筑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和学术价值，更因为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1925年在北京病逝后曾葬于这里，此后来碧云寺拜谒、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1929年，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遗体迁移到南京的中山陵，但衣帽等物品还是葬在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众所周知，孙中山于1866年11月12日生在广东香山县，周恩来总理挑选11月12日这一天来到碧云寺，显然是来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从上面这幅珍贵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周总理身旁有一位慈眉善目，须发已白的老者，腰杆挺直，步履有力。他就是令人充满敬意的衣冠冢守灵人、昔日孙中山的卫士长——谭惠全。

　　1925年3月，随着孙中山先生长眠于此，谭惠全就带着家人在碧云寺坡下不远处的水泉院安了家，一住就是36年。守灵！多么令人震撼且需仰视的字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可子女为父母守灵也不过三年，而且很少有能耐得住寂寞终其事者，谭惠全无怨无悔，忠心耿耿地为孙中山先生守灵36年，不惜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这是何等灿烂的人间真情！

　　最初，国民政府在北京西山设置了一个守灵办事处，定期拨些款项，除谭惠全一家人外，还驻守着一些孙中山先生的卫士。短期守灵可以，年纪轻轻谁忍受得了长期孤苦？当时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机会与风险并存，正是精英们一显身手的好机会。到了1929年迁灵的时候，守灵办事处的一大批人趁机离开了碧云寺，有些人去了南京。可衣冠冢也离不开人啊，谭惠全和极少的几名卫士毅然留了下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京沦陷。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按期拨发给留守人员的钱款全部停止。没有了经济来源，谭惠全等几名留守者陷入巨大的贫困之中，其他留守人员不堪其苦，纷纷离去，只有谭惠全侠肝义胆，痴心不改，与家人一起默默地生活在这荒凉的大山里，独守着残灯孤寂。

　　谭惠全的幼子谭志泉生于1938年，正是家境处在最为艰苦的时期，儿时的记忆里，家中一贫如洗，无米无粮，五六个孩子常常饿得直闹，除了院子里那眼甘冽清澈、源源不断的清泉可以尽情享用外，再无进食的东西。其实凭借谭惠全的名望以及手艺，养家饣胡口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不仅武功高强还烧得一手地道的广东菜，在亲朋好友中口碑极佳。当时，不少在北京的广东饭馆都愿以优厚的报酬请谭老先生下山，但均被婉拒。谭惠全在山上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些玉米、蔬菜充饥，始终没离开碧云寺半步，全家的收入只靠谭志泉的母亲缝缝补补挣点辛苦钱。一直熬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谭惠全老人被安排在园林部门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全家才彻底脱离了苦难的日子。

　　周总理细问“恩饷”老人每月工资多出60元

　　1956年11月12日这一天，周总理的兴致非常高，步履轻盈，神采奕奕，不停地与工作人员交谈。正在上高中的谭志泉也夹杂在人群里紧跟着总理和父亲。他感觉总理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真是无所不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饶有兴趣地问起了金刚塔上的九龙柏含意。有人回答，象征着清朝九个皇帝，“不是十个皇帝吗？”周总理立刻反问。“是啊，最后一个不是被孙中山推翻了吗？”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饱受了无数风风雨雨，碧云寺和衣冠冢仍保护得那么好，周总理对谭老先生的忠于职守给予了肯定，对谭家的生活情况十分关心。询问中，总理忽然提出了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孙中山的“恩饷”！这让谭惠全老人吃了一惊。发放恩饷是几十年前的人情私密，只限于极小范围的人知道。谭惠全老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武术教官，周恩来也在黄埔军校任过职，闻知恩饷一事并不奇怪，可时隔这么多年，日理万机的总理怎么还熟记于心？

　　顾名思义，“恩饷”是受恩者对恩人在财富上的一种回报，是孙中山先生和谭老先生个人私情的真实体现。事情的源头还得从1922年说起，那年的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突然叛变革命，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生死攸关之际，作为贴身卫士的谭惠全拼命冲杀，冒着枪林弹雨，力保孙先生突围，安全转移到军舰上。

　　为了表达对谭惠全的感激之情，宋庆龄曾专门请人为他刻制了一枚印章，并在印章上把“谭惠全”改为“谭卫全”。

　　1924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授勋典礼，孙中山先生下令为抗击陈炯明叛军的卫士颁发奖章。宋庆龄亲自为谭惠全佩戴“讨贼有功”勋章。此外，孙中山对谭惠全等极少数人，定期拨发恩饷，正所谓：奖章有功于国，恩饷有恩于人。但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和南京先后陷落，国民政府撤到大后方，恩饷一事无暇顾及。新中国成立后，一向克己奉公，为人耿直的谭老先生并没有把它当成光荣的资本向外人炫耀，因此恩饷就成了尘封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一次总理突然问及，谭老也只得如实回答。“那么每次发多少？”总理进一步追问。“六十块”老人答道。“是这个吧？”说着，周总理用手指比成了一个洋钱大小的圆圈。不用说，周总理在问是不是六十块现大洋，谭惠全老人默默地点了点头。周总理走后不久，作为园林局职工的谭惠全每月工资中就多出了60元人民币，且一直延续到1961年老人去世。据谭志泉回忆，父亲每月收入一下达到了一百多元，在当时非常高，全家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裕日子。

　　军阀欲毁孙中山灵谭惠全请张学良帮忙

　　碧云寺虽地处偏远的北京西郊，可在多事之秋，也没少遇到麻烦，多亏有谭惠全等卫士的恪尽职守，灵柩和衣冠冢才得以最大程度上的保护。特别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孙中山遗体安葬不久，一场惊心动魄的遗体保卫战就打响了。那时，北京控制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手中，他在与国民党作战中屡屡败退，恼怒不已。奉系军阀将领张宗昌愚昧无能，竟恬不知耻地称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屡屡获胜是因为孙中山停灵的地方风水太好，以至于灵魂不散，冥冥中暗助对方。这一番不着边际的胡话竟也说动了张作霖。1927年的秋天，张宗昌带着一帮人来到碧云寺金刚塔里面的孙中山灵堂，大吵大闹，扬言要砸碎棺椁。在一旁守灵的谭惠全怒火中烧，为了阻止军阀们的野蛮行径，谭惠全不得不只身拜会少帅张学良。张学良素来敬慕孙中山先生，且与孙科交往甚厚，这个忙张学良肯定尽力帮。张少帅当面怒斥了张宗昌，但碍于父亲的面子也无力回天，只得秘电南京方面尽快移灵。由于战火不断，交通不便，移灵大事断难成行，大家只好就地想办法。谭惠全和守灵处的卫士们甚至找到了协和医院的院长请求帮助，最后也是无功而返。

　　香山一带荒岭密处极多，藏个棺材不是难事，经秘密协商，大家决定将棺椁就地隐藏。又经过一番仔细勘察，棺椁藏在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内，逃过了奉系军阀们的破坏。半年之后，奉军败退，张作霖从北京撤回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孙中山灵柩终于躲过一劫。1929年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遗体安放在南京，香山碧云寺成了孙中山衣冠冢。

　　谭志泉听当地老人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力不从心，衣冠冢也险些遭到破坏，多亏谭惠全老人挺身而出。当时华北地区日军最高长官冈村宁次曾来到碧云寺，在门口，谭惠全面对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没有后退半步，后经老先生据理力争，日本人对衣冠冢也没有再纠缠。

　　谭惠全的义举不仅受到周总理的首肯，也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称赞。1981年10月，谭志泉陪母亲苏潮宽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邓颖超热情问候。前不久，谭志泉把父亲保存了一辈子的“谭卫全”印章和勋章等多件珍贵文物无偿捐给宋庆龄故居，以期教育后人，传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