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初的“老大哥”对此自是震惊异常，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当年对中国采取了“轻率的计划”，一方面立即着手考虑重新部署对中国边境的战略防御问题。
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现了他特有的嘲讽：“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但是，震惊归震惊，苏联仍然断定，中国尽管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技术，但几年内还不至于拥有能够攻击苏联的导弹核武器。而在中国真正具备核攻击能力以前，苏联即可与美国联手，一举制止并摧毁其核设施。
两年后，中国在本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运载核弹头的发射试验，这一空前绝后的举动，又一次震撼了世界，也令克里姆林宫大惊失色。
苏联高层私下里对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的进展神速坐卧不宁，表面上却十分沉静，塔斯社对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报道只用了寥寥可数的21个字。
就中国而言，对北方近邻突然袭击的防备，实际上在这次发射试验前就已经作了相应部署。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中苏间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
1967年夏秋之间，苏联已经将导弹及其他兵种的部队开进它的远东伙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点建立了新的发射架，安装了射程为2500公里至3000公里的导弹。这些导弹，可以轻而易举地覆盖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苏军多次组织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此时因“文化大革命”而天下大乱的中国，对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自然是忧从中来，极为不安。
1968年8月20日晚，月黑风高。这时，在茫茫夜色的遮掩下，从民主德国起飞的苏军第24空军集团军的一架军用运输机，突然飞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机场上空，要求紧急降落，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无法排除的机械故障。
毫无戒备的机场为“友军”打开了夜降导航设备，飞机顺利地停在了机场上。
但是，眨眼间，从打开的机舱内冲出了近百名荷枪实弹的苏联人。这些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迅速分散开来，占领了机场。随后，几百架苏联军用飞机像一群乌鸦一般，陆续降落下来。
深夜23时，苏联、保加利亚、波兰、东德、匈牙利五国军队共约23个师，分为三个集团军，从四面同时越过边界，向捷克境内长驱直入。以坦克装甲车组成的苏军先头部队，在空降兵的配合下，风卷残云，很快占领了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比尔森等重要城市，封锁了捷奥、捷德边境，切断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地区的联系，在短短六个小时内，便一举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急遽变故，全世界无不瞠目结舌，尤其是中国，对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这一事变，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和自身不无联系的震撼。
这一次，苏联军队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安全的利益”而侵入捷克，占领了总统府和捷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国防部、安全部之后，又把杜布切克装上坦克，运到机场，武装押运到莫斯科进行“会谈”。8月27日，苏联强迫杜布切克发表了一份“苏捷会谈公报”，把这次入侵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10月16日，又迫使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总理接受了所谓“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条件”的条约，这实际上就是规定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无限期的占领，并使苏军对捷的军事占领“合法化”。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于9月16日向苏联驻华代办递交了一份照会，强烈抗议苏联军用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照会说，从8月9日至29日，苏联军用飞机多次对中国实行侦察、骚扰、挑畔，这些入侵活动都恰恰发生在苏联粗暴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后，而这两者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1969年8月20日晚。
一年前的这个时刻，苏联大兵过境，侵入了捷克。
一年后的这个时刻，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神色紧张，在听完了勃列日涅夫从果戈里大街苏军总部打来的电话后，立即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并火速赶到了皮埃尔酒店，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密谈。
“中国对苏联的战争挑畔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了！面对‘黄祸’的入侵，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做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奉命征求贵国对这一行动的意见。”
多勃雷宁惴惴不安地绞着手指头，似乎一场核大战已经爆发。
基辛格闻言，内心不由大吃一惊，顾不上保持一位资深外交官的风度，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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