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讲述》：本书是已离退下来的我国驻外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回忆过去在外交场合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真情实录。由于这些外交官亲历了国内外许多外交风云，因此他们笔下勾勒的许多国内外政要和外交事件，既有史料的真实性，又有细节的生动丰富。读者通过这些故事，亦能对我国外交官的工作和生活有更真切的理解。
戴高乐：希望同毛泽东交谈
“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我很想到那里去。”1970年9月9日，戴高乐向表侄女、法国前驻华大使馆参赞戴高碧（原名玛丽—泰雷兹.德.科尔比）吐露了这一心声。
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时特意对毛主席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
戴高乐曾主动约见驻法大使
1964年中法建交。建交当年，法方就向中方放出试探气球，作为戴高乐特使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建交谈判的前总理富尔表示：“高层对话，以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开始为好，戴高乐是喜欢迈大步的人。”与此同时，法方派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行访华，为中法高层直接对话投石问路，并为法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埋下伏笔。
1965年7月马尔罗访华，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了他。马尔罗向中国领导人强调，戴高乐希望通过政府领导人之间接触来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
1966年2月，法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亚澳司长艾蒂安.马纳克正式向中方提出：法国政府已派出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访华，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经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
我方迟迟未做答复。于是，戴高乐只好亲自出马，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会见于1966年5月16日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进行，由我陪同大使前往，担任翻译。谈话行将结束时，戴高乐亲口邀请周总理访法。其用意显然是加重邀请的分量，以促成周总理早日访法。
法国是个很注重尊严的国家。戴高乐对领导人互访的原则是“你先我后”，不愿先迈第一步，以免给人以有求于人或移樽就教的印象。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无一不出访法国在先。当时中国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互访，也有一条原则：“彼先来我后往。”周总理指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宜先行访法。
1966年6月22日，我国驻法大使奉命约见法国总理蓬皮杜，大使按国内指示回复法方：“周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今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总理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显然胸有成竹，当场把球踢给中方。他说：“如周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中国政府和周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这也是我的希望。但我的日程也很紧，下半年议会要讨论预算，1967年初要举行大选，选举期间，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就这样，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搁置下来了。
曾设想1971年访华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使中法关系一度跌入低谷。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意在修复两国关系。他在召见马纳克时仍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他强调：“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重新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宏愿。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戴高乐在1970年4月10日的复信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请您至少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最后他表示：“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具体设想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6.18”这个历史性日子。1940年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抗德号召，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1972年7月，法国外长、前“自由法国”发言人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来打算1971年6月来。”
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
憾事：双方最终没有迈出一步
戴高乐为人高傲，自尊心极强，他虽有访华之意，但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中方表示过。中方对戴高乐访华一事也持慎重态度，没有采取主动步骤。有一回，马纳克大使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周总理表示，他在北京曾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有意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探一探周总理的口风。总理沉思片刻，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十分敬仰戴高乐将军，你能替我把这话转告他吗？”马纳克确实把这话传给了戴高乐。仅此而已。
德姆维尔1970年10月的中国之行，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笔者的论断。他曾在戴高乐手下当过10年外交部长，又是戴高乐任内最后一位总理，称得上是戴高乐的亲信和得力助手，自然是为戴高乐传话的合适人选。他行前曾致函戴高乐告以访华计划。戴高乐在9月22日回信中表示：“我亲爱的朋友，您的中国之行对您来说，将有很大的益处，对法国来说将有重大意义。当您从那里回来时，我极愿同您见面……”只字未提自己的访华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委托。10月30日，德姆维尔返回巴黎。他同友人谈及中国之行时强调，中方什么也没有委托他；同他谈过话的中国人士都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的事。
德姆维尔访华期间，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同他两次长谈，但双方只字未提戴高乐访华事。周总理会见德姆维尔时，一开始就提到戴高乐，德姆维尔没有接茬儿，只简单表示，他行前没有见到戴高乐将军。机敏的周总理话锋一转，言及其他。1972年7月16日，周总理会见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时，不无遗憾地表示：“那次德姆维尔来的时候很不幸……我们没有谈到戴高乐访问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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