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浩浩殇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许多个朝代，而宋朝，则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而令人非常瞩目。赵宋这个朝代，又以其颇具争议性的历史，成为史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论，宋朝是中华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宋前与宋后中华历史中的国家形态和社会面貌整体差距很大。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来，宋后的版图疆域和国防军事实力基本不超过宋前，甚至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为基本出发点，则不难发现，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何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呢？前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而这些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也都把北宋和南宋作为分水岭，也可以这样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最直接的分水岭。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分水岭中，千百年来被广大国民讴歌赞颂的岳飞则成为横亘于两宋之间的桥梁，也因此成为在赵宋时代发生断裂的中华古代史中的一个焦点。
在抗金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准备“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的岳飞遇害后，赵宋失去了抗战派最坚实的支柱，同时，抗金将领们也深受打击，韩世忠隐遁西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至此，失去武力屏障的赵宋丧失了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基本能力。女真人在遭受了岳飞等重兵集团的沉重打击后，其在漠北的后防线产生了巨大的战略真空。在女真无法有效控制漠北的情况下，比女真更为野蛮和落后的蒙古乞颜部军事集团在铁木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并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其孙忽必烈建元灭宋。而元朝是中华历史中的另类，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混合文化和混合体制，如果没有弱宋对岳飞的残害，也就不会有纵横欧亚的“黄祸”。可以打个比喻，是岳飞之死为铁木真留下了枭腾悍飞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基本被宋后特定的国家体制约束在了东亚范围，虎头蛇尾的郑和出海是宋后朝廷懦弱的必然产物，这与强汉王朝中张骞、班超孤身开西域的壮举有根本性的差异。宋后的社会土壤里，当局在不遗余力地扼杀着“岳飞、狄青、班超、张骞的萌芽”。
纵观中华文明史，是以统一的状态为主的。自汉唐以来，三百年的赵宋王朝是第三个相对长久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在这些朝代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中，宋朝又突出了出来。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以稳定用来执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性强大，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成了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但是赵宋的这一“创举”恰恰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两朝政治体制的根源。有人列举了很详实的数据论述宋朝的经济（宋末财政收入一亿贯铜钱）要超过明朝的最繁荣时期（明末四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朝最繁荣时期，但是宋朝的国土版图却是中华大王朝中疆域最小的，也是武功最弱和挨打最多的，还是大王朝中唯一放弃控制西域的。如果宋朝出现在清朝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可能就由于没有幅员辽阔的国防纵深而在历次的战争中被轻易击败，继而成为欧美的殖民地。
在宋朝这个最特殊的转折时代，出现了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英雄—岳飞。可以说，“岳飞和岳家军现象”都不是宋朝的产物，如果岳飞这样的天才出现在唐朝的话，在唐朝积极的主动防御、主动出击的国防政策支持下，必将有其更为显赫的西域战功，必定可以扭转唐军与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河交战的大败，改造这个中华文明全面开始走向萎缩的历史分野。岳飞的出生时间是无法选择，这是“历史上帝的安排”，而宋朝政治却是赵匡胤之流选择出来的，由于宋朝开国政治的重大选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向也就进行了一次大选择。
宋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重武轻的现象？为何赵宋要改变强盛的汉唐一直采用的积极主动的基本国策和奋发向上的政治体制？这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黄袍加身”的登基经历大有关系。宋太祖其人原本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大将，在周世宗柴荣刚刚去世的时候被部下所拥戴（或者说有胁迫的因素在内），借出征契丹之际在京师汴梁城外的陈桥发动兵变，继而登基顶替了后周柴家孤儿寡妇的皇位。由于自己不光彩的“篡位”经历，使得宋太祖对于将军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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