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解放军席卷大陆，蒋介石又把台湾变成了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代总统”李宗仁进退时失据，只好黯然“赴美就医”，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失意，最灰溜溜的日子。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巧遇了自己的“五战区老同事”兼胡适先生的“关门单传弟子”唐德刚——结果就有了那部半文半白、亦庄亦谐的《李宗仁回忆录》。

　　抗战期间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那几年，是李宗仁最感骄傲的岁月，其中台儿庄战役，可说是他人生的颠峰。在六年的任职时间里，李宗仁“前后指挥过的部队不下百余万人”，除了他自己的“嫡系”广西部队及其他“杂牌”部队之外，还有汤恩伯所部的“中央军”。李是一个心细的人，他对当时“国军”中的各种“潜规则”有颇为深刻的观察，多年以后读起来，还是让人不禁掩卷长叹。
　　
　　凡事必须行贿才能办，这是“国军”的“潜规则”之一。当时由于战斗激烈，各军消耗很大，如何才能得到及时、充分的补给，是部队指挥官最念兹在兹的事。李宗仁记录了这么一件事：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拿着“委员长亲批手令”，却无法从军械仓库中领出枪械来，而一位新编师长王认曲，后来得到手令，却很快就领到了。“总司令”便向“师长”请教其中的“窍门”。王认曲说，其实也很简单，“他奉批得到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李忆起傅作义也曾告诉过他一件类似的故事：某次傅奉蒋亲批弹械一批，可是仓库主任却老实不客气地说，有手令也不行，要领武器，就一定要出钱。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又当了另一仓库主任”——行文至此，李宗仁不由的感慨万千：“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越是腐败无能的人，越容易得到重用，这是“国军”的又一个“潜规则”。李回忆，当时归第五战区节制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装备齐全，并配属十五生的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华”，但汤本人并不善战，因为害怕敌机，每次临阵，汤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以致他司令部内的人员都不知道总司令在何处”。李宗仁评价道：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
　　
　　不过在李看来，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籍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让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汤如此表现，蒋却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对汤一直宠眷不衰，后来李终于悟透了：越是声名狼藉的人，蒋越是要用，因为这样的人，一离开蒋就无法生存，只能死心塌地地忠于蒋个人。
　　
　　李在回忆时质疑道：国军如此腐败，如何能够打胜仗呢？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到了1944年，在全球所有的反法西斯战场，盟军都转入了反攻，惟独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了打通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而发起了豫湘桂战役，几十万“国军”一触即溃，重庆震动，倘若不是后来日军因为达到了战略目标主动撤退，蒋介石可能就不得不再次“迁都”。
　　
　　有人说，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所以会如此，按李宗仁的观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蒋纵容军队的腐败，同时并利用腐败进行控制。蒋没有料到的是，腐败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靠封官许愿也选拔不出杰出将领。最后终于自毁长城，凄凄惶惶，退出历史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