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二万，号称二十万，离都城沈阳，亲征明国。

　　此时，明的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形势皆十分恶劣，正是金国进取的极好时机，四年前明军大败之后，天启帝授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务。孙承宗才华出众，荣中榜眼，精通兵法，性洁志高，救国心切，不畏艰险，力挽狂澜。他奏陈抚蒙古、恤辽民、重将权、选边将、简京军、开屯田诸策，并奏准以原官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亲主辽事。他惩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筑城堡，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使辽东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明朗的重大变化。《明史》论其功绩是：

　　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焕和猛将满桂，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3)进士，授邵武知县，有胆略，好谈兵，常向老校退卒谈论塞上事，知边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败没，崇焕正因朝觐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职方主事。在人心汹汹争相逃溃之际，他却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后具述关上形势，慷慨宣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不久，改为宁前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代替熊廷弼任辽东经略，议于山海关外八里修筑重关，役夫四万，袁崇焕力言其非。孙承宗采纳其议，罢之，并依崇焕议，筑宁远城，承宗“益倚崇焕”。崇焕“内附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宁远城筑造得十分坚固，曾经一度荒凉残破的宁远，变成了“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的关外重镇。

　　满桂，原为蒙古人，幼入关内，居于宣府，早年从军，屡立军功，升至喜峰口参将。承宗巡边，见桂，壮其貌，与谈兵事，对其才干甚为惊奇，立擢副总兵，领中军事，不久又遣其与袁崇焕同守宁远。满桂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助崇焕苦心经营，将宁远建成重镇，军民增至五万余家，承宗奏上其功，耀都督佥事，加总兵衔，领后部兵一万五千名。

　　经过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等人和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辽东形势迅速好转，本可确保关宁安全，再伺机进取，收复辽沈。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栋梁。昏君明熹宗宠信太监魏忠贤，朝政极端腐败。承宗欲劾除魏珰，被魏忠贤唆使党羽，连疏劾孙，迫使孙承宗于天启五年十月致仕，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

　　高第胆小如鼠，畏敌如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诸城防守兵械器具，尽驱屯民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高第还曾命令撤宁远、前屯两城，袁崇焕拒不从命，理直气壮地说：

　　“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虽然顶住了高第的乱命，未曾撤退，但宁远已成孤城。这种情形，正为金军席卷关外，进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次战争却是另一种结局，金军于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过辽河以后，明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宁远城下。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挥军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车、牌、勾、梯、箭全至，万矢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蝟”，奋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伤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无奈，只好于二十七日撤退，金军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亦负伤，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战败，而且可以说是惨败，明军则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为什么明国朝政昏浊，宦官专权，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兵无斗志，民心惊慌，危机深重，本来似乎已经注定关外四百里定将丢掉，宁远孤城必难保住，金兵可以轻取宁远占有全辽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明胜金败的结局，乍看起来，颇为离奇，仔细观察，这也不足为怪。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的失败，有其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明军而言，固然万岁、九千岁(魏忠贤)、宰相、经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辈，武将也大都贪生怕死，一战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双全忠贞不屈之臣，广大军民更有抗战保国之心，只要统帅得人，是能领导军民击退金兵进攻的。宁前道袁崇焕就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杰出领袖。

　　袁崇焕临危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镇静自若，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第一，力增守兵。宁远兵士原并不多，崇焕将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宁远，兵数增至将近二万。第二，确定死守。他召集各将商议抗敌方略。总兵官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皆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死守，众将赞同，议定。第三，激励将士。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对将士下拜，众皆感动，“将士咸请效死”，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金兵决一死战。第四，发挥火炮之长。他采纳王喇嘛的建议，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装在城上，布满各种火器，准备了大量弹药。第五，分工负责。他调配各将各负其责，满桂提督全城，兼管东南，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维楧“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备办物料，诸生守巷口，禁止乱行，“有一人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他又檄告后面前屯卫、山海关守将，凡有宁远兵逃来，就地格杀。第六，坚壁清野。尽焚城外房舍、积刍，将外城腾空，城厢商民尽迁入城。

　　兵将商民同心抗敌，战守调配周密妥当，袁崇焕又临战指挥得宜，大显枪炮火器威力，“一炮歼虏数百”，“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北骑无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烧毁战车。亲睹战况的朝鲜译官韩瑗记述其情说：崇焕预空外城，诱入金兵，双方战酣之时，自内城各堞之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又放大炮”。“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

　　这样智勇双全、忠贞无畏的统帅，这样拚死杀敌的广大军民将兵，谁能击败！这是金军败于宁远的一个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尔哈赤在军国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严重错误。从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进据辽沈以后，在治理国政上，他犯了三大错误。第一，从“思养尼堪”(尼堪，意为汉人)，恩威并行，转变为敌视汉民，全面镇压，滥施屠杀。他屠复州，禁逃亡，大捕“无谷之人”，大杀反金人员，丧尽民心。第二，从任用依赖汉官，转变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连其孙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忠心效劳于金汗的降将，也因宜言进谏，他都要怀疑，一度将其革职，拘其族人，其他汉官怎不寒心，谁敢忠谏，谁愿献策？第三，内争迭起，疑案纷生，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八旗贝勒而言，四大贝勒中，大贝勒代善被废去太子之位，二大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训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母金国大福晋无辜被休，四大贝勒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训斥。纠纷之多，争夺之剧，使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八旗高级官将，如督堂、总兵官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巴笃礼，大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畏俱，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难辨是非，错上加错，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徙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相食之悲惨局面。这样的背景，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敌的金城汤池。

　　而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国军民的态度。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辖区内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无疑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因此，一听金兵来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迁，不愿留下受死。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通判金启倧、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猛轰金军而以身殉国。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兵战车。像武举人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死节。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有不少错误。他屡败明军，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情，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战术陈旧，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氆，而袁崇焕却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克敌之弱，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弓矢刀戈，以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军的清兵，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杀。双方军事统帅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袁崇焕又遣使备礼物致谢努尔哈赤说：“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愤恚，“大怀忿恨而回”。

　　战阵劳累，受挫生气，优愁难眠，积恨成疾，兼之宁远之战受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鸡堡逝世，终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