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明王朝。面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明太祖把防御重心放到北方，派兵攻打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采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营造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防御倭寇的侵扰，确保建立不久的明朝政权。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虽然起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加强海防的作用，但是却把本国的海外贸易切断了，故朱元璋采用“朝贡贸易”作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形式，到了明成祖时代，在海禁与朝贡贸易相结合的政策基础上，派使者遍赐海外诸国，招徕他们来华朝贡，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使朝贡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
一、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二、郑和下西洋的终止
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到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即宣告停止。后来明宣宗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是接近尾声，从此，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就此终止。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呢？这应当从明朝国内的形势变化，以及郑和下西洋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寻找原因。
十五世纪初，东南亚大多数地区仍处于未开发状态，生产相对落后，使者来华，都是把本国的土特产胡椒、苏木等香料作为贡品，交换中国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当时，中国对香料的需求量很大，不仅宫中需要，民间在祷祀时也需要。因此，外国使者把香料贩运到中国是赢利巨大的买卖，如琉球国，本国资源缺乏，不产香料，每年派船到马六甲等地购买香料，转运到中国朝贡，然后换取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再转运到日本、朝鲜等地贩卖赢利。另外，国与国之间开展的是长途贩运，载运的“贡品”一般货轻价贵，说穿了就是一些奇珍异宝。这些海外香料和奢侈品的大量输入，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反却导致了统治阶级越来越腐化堕落，从而加重了对百姓的敲诈勒索。永乐十九年（1421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省水旱灾不断，发生饥荒，人民剥树皮、掘草根为食，官府不仅不能赈济，反而徭役不休，征敛不息，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明成祖不能不引起警觉，在北京紫金城奉天、谨身、华盖三殿遭灾后，他引咎自责，迫不得己下诏书，将下西洋列为“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而宣告停止。1425年明仁宗继位，采纳原户部尚书夏原吉“以赈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的建议，诏告天下，彻底终止了下西洋的一切事务。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队伍过于庞大，所统领的官兵约二、三万人，宝船近百艘。这种船在当时的造价每艘需白银7000－8000两，由此可以想象，建造下西洋宝船的耗费极其浩大。就连明成祖也为“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而深感忧虑。每次下西洋的航程遥远，往返一次需二、三年时间，且每次返航后不久马上又接着下一次航程。宝船在途中经常遭遇风浪或海盗抢劫，人员伤亡异常惨重。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耗费，在“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而到了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擅权，发生“土木之变”，明朝自此“国势寝弱”，那里还有可能负担得起下西洋的巨额耗费。尽管明英宗在复辟后曾打算仿效永乐的做法，派遣都指挥马云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极力反对，明英宗只好放弃下西洋的梦想。
郑和下西洋从事的是官方贸易，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所需的各种丝绸缎匹、瓷器、船舶等物品都是官办提供。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办船场、手工业作坊很多，生产兴旺发达，但至宣德年间，官办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工匠逃亡，生产的物品数量少、质量差，无法満足下西洋的需要。下西洋所需的船只，多数是由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这个厂兴旺时期有工匠400余户，熟于造船的民工几千人，一年可以建造上百艘宝船，但到后来，每年仅修造船只20艘，且质量很差，没有足够的海船可供下西洋使用，这也是下西洋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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