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究竟与共产国际有没有关系？是否存在“莫斯科回电”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关键。
　　
　　20日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召开的“西安事变70周年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提出，“莫斯科回电”确有其物，说明“中共独立制定处理方针，但参考了共产国际意见”。
　　
　　马贵凡说，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中共自主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争论都集中于共产国际是否对中共发出指示，以及指示的确切内容。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也有史料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确认有此电报。这些史料一直未能使史学界统一认识。
　　
　　马贵凡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郭绍棠写道，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电文认为，西安事变由亲日分子挑起，会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点燃内战，破坏中国爱国力量的联合进程。同时，抗日需要蒋介石，张学良不是能够领导全国各种力量的人物。电文还强调，必须和平解决冲突，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组织抗日。
　　
　　作为电报起草人之一，郭绍棠的回忆无疑给“莫斯科回电”的存在提供了重要佐证，其内容也与张国焘的描述基本一致。史料表明，中共中央在收到“莫斯科回电”之前，已经在12月13日上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举动。
　　
　　马贵凡告诉记者，尽管会议后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不再谴责西安事变，主张继续实行“联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当时也已经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
　　
　　“由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上采取了一致立场，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也实现了从内战到全民抗战的伟大转变。”马贵凡说。

1937年1月，开抵西安的部分红军将领与第17路军将领会面时合影，
前排左2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后排左2起：杨尚昆、陆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