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专委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比如计划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4”这四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中央专委的工作人员再用钢笔填上去,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每次中央专委会开完之后,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都用牛皮纸信封密封起来盖上密封印,然后存到中央专委专门的一个保密室。
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有关部门拍摄了一部绝密影片,详细展示了原子弹的各种构件。除了核材料铀235未填装外,其他的几乎全部装上了,离原子弹的真正实体已近在咫尺。最后的镜头是这个大球起爆,虽然不是原子弹,但是爆炸的威力和蘑菇云也非同小可。1964年初影片制成,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是在放映时让人作口头介绍。一次中央专委开会,首先放映这部影片。中央专委委员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非常兴奋,不住地点头称赞。
1964年是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也是中央专委工作最辉煌的一年。年初,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缩铀核燃料出厂,鉴定合格,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问题。鉴于此,4月1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第八次会议,决定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成立前线试验总指挥部,张爱萍任总指挥,刘西尧任副总指挥。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按9月10日做作好一切准备,等待中央常委派骨干到现场,试验时间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他要求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6月6日,进行结构定型全球爆轰摸拟试验大获成功。这次试验除活性材料用代用品外,其他都是真产品。至此,仅爆轰试验就做了近千次的原子弹攻关成功在即。紧接着又顺利地做了次临界安全试验,核爆试验的条件基本成熟。9月16—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讨论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其有关问题。9月21日,周恩来将罗瑞卿根据会上意见写的可以在10月进行正式试验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转交在外地的毛泽东,并附信说:核爆炸“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20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作,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人,对首次核试验作出部署。在极为严格的保密情况下,开始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9月、10月间,周恩来多次同中央专委委员研究有关原子弹试验的问题。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这一期间,周恩来连续给刘杰写了4封亲笔信,指导前方工作,确定试验时间。根据试验场区的气象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前方和中央专委的意见,决定把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试验的起爆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在试验前,为防止意外,周恩来一再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欢呼雀跃。由此引发的全国一片欢腾和国际上的巨大反响,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周恩来着力推动原子弹武器化与氢弹研制
中国首次核试验只是一个核装置的爆炸,必须解决原子弹的武器化问题,才能真正打破核垄断。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明确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也曾对我国核武器发展问题作过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要求,1964年12月3日,二机部在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小型会议研究进一步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的基础上,向中央专委提交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一方面要加速原子弹武器化,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略核武器高级阶段发展。报告表示,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
为解决原子弹的武器化问题,运载工具的研制也成为当务之急。这样,核弹头与导弹的结合试验也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为此,周恩来设想,1965年我国尖端武器事业进入“‘两弹’结合试验年”。1965年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会议要求通过1965年至1967年的核试验,完成原子弹武器化工作,并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为加强领导,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扩大由15人组成的中央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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