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开会神密失踪
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陈云同志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命武怀让赴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是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提防王明再次掌握中央大权。武怀让和陈云分别后，又向宋庆龄、路易艾黎等朋友辞别，乘火车赴莫斯科。下车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携妻孟庆树前来迎接，并安排高级宾馆，为其接风。同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对武怀让夫妇更加热情。武怀让意识到王明、康生是想把他拉拢到他们一边。大会即将开始之际，康生借武怀让有病去看望之机，大为王明吹捧评功。康生说：“王明同志坚定不移执行斯大林同志指导中国的革命路线，共产国际对王明同志都很称赞。他英明果断，料事如神……你当过他的支部书记，不应以长者自居，年龄大他几岁，但要看到他少年英俊，不应蔑视这个伟人。他日理万机，难以面面俱到。王明同志托我向你致意，他是很尊重你的。不能不近乎人情，相互诋毁贻笑大方。应‘虚心若谷’，‘吾日三省’。你我毕竟是多年之交，肝胆相照，心底无私。说出自己肺腑之言，我有一言相劝，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王明同志应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斤斤计较缺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武怀让说：“王明同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削足适履，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毁灭性损失。（如果）王明在共产国际七次会议上总结他领导几年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我武怀让拥戴他”。康生见武怀让正义凛然不被他惑，便怏怏而去。
“祸从口出”这句话引起武怀让反复思忖。但武怀让心里说：“我武怀让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党中央派我到苏联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王明、康生狼狈为奸危害中国革命，我要和二奸斗争到底。”于是，武怀让带病写了发言稿，在共产国际七次会议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使王明继续掌握中央大权的美梦彻底破灭，并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此次会议上，武怀让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8月，苏联掀起“揭发和铲除敌人”的运动，不少官员和将帅受到株连。苏联天空乌云翻滚，到处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王明，康生认为在异地他乡，神不知鬼不觉，残害革命同志时机到了。于是，中共党员经常有人失踪，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被捕或处死。
面对险恶的环境，武怀让的妻子侯玉兰终日坐卧不安，哭诉说：“王、康二人在共产国际还有地位。怀让，我耽心两个奸恶把我们陷害死在苏联，我们要即刻回国。”怀让说：“党中央派我来苏联就是监督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以防他再次掌握中共大权。他在这儿一天，我就不能回国，这是党中央给我的重任。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殉难于国外又有何妨。”8月的一天，武怀让从外面回家敲了门，可侯玉兰开门后，却不见了武怀让，他从此失踪。
失踪之谜天下大白
武怀让失踪后，其妻侯玉兰数年四处打寻，仍无音讯。
到1945年8月，侯玉兰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寻夫仍无结果的情况下，她便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王明、康生在苏联的罪行，并恳请中央去查寻武怀让的下落，但仍无音信。之后侯玉兰便改名侯志（1982年1月27日去世）。1954年，侯志找到刘少奇同志反映武怀让失踪的情况，刘少奇说：“怀让是党的好同志，原则性很强。”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全力寻找。1954年底，周恩来听了侯志陈述后，马上让秘书通知我驻苏联大使馆设法寻找武怀让的下落。
1957年，冶金部长孙冶方上书中央：“武怀让于1936年已经死于莫斯科”。
根据当时我党许多同志受到王、康二人打击迫害的情况，以及从侯志给女儿武华（现在北京航天学院工作）的信中更揭开了武怀让被杀内幕。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已不再承认王明的总书记的地位。武怀让到莫斯科后，王明、康生告知武怀让不要透露遵义会议的情况。但武怀让认为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更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便宣布了遵义会议的情况，戳穿了王明东山再起的美梦。其二，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深刻揭露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使王明在数十个国家面前失去了面子，因此王明、康生怀恨在心，诬陷他为“托派”叛逆。其三，武怀让在军委工作时，对康生的底细有所了解，康生借苏联肃反运动杀人灭口。其四，王明、康生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认为武怀让与其对立，不能为其效命，是他们的心头之患，便将武怀让除掉。
中央认为武怀让是“好党员、好干部”。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武怀让同志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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