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际，正是共产国际急切盼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时，因此，陈云的到来使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非常兴奋。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在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在报告中，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在谈到第一阶段时，陈云着重指出，红军在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纯军事性质的错误，他说，“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接”。由此，“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城这一阶段，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了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在当地招募了新兵，扩充了队伍；三是在遵义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紧接着，陈云又详细介绍了红军抢渡金沙江、占领娄山关、强渡乌江与大渡河等一系列战役取得的胜利。之后，他又阐述了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三个基本特点，就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陈云自豪地向共产国际介绍，“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增加了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共产国际因而迅速转变了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第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是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
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使当时业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产国际有机会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在以后同张国焘的斗争以及后来几年内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早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陈云的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这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最珍贵资料。
为了宣传长征，陈云还亲自撰写文章。在1935年8月在上海逗留期间，陈云就写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当时，红军长征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本书中，陈云巧妙地运用假托的笔法，以当时闽西一位个体医生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用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由于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陈云将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生动活泼，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描绘得栩栩如生，使人读了之后，有身临其境之感。《随军西行见闻录》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万字，但写得通俗自然，真实可信。
在书中，陈云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与红军战士的平等相处、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如记述“廉臣”为毛泽东、朱德治病时，写道：“与国民党军官不同，红军军官真是与士兵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士兵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与士兵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红军军官不赌博，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陈云在书中还借“廉臣”之口，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全程，却是最早记录和宣传长征的人，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36年3月，巴黎的《全民月刊》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这本书在莫斯科出版，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还早近半年。因此，陈云可以称得上是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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