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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