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受到提拔的一大批工农干部中也突出涌现了像王树声、许世友、徐海东等名将、猛将，也突出涌现了一大批坚定忠贞的领导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盲目的排斥、滥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张国焘推行的这套办法和后来文革当中鼓吹知识无用实际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目的在于愚弄下属、摆弄群体，以便于一人高高在上、大权独揽。在这样的风气下，工农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对张国焘一体凛尊、绝对服从。也天然的对来自其他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出现本能的排挤、打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彩云的蒙难实际也是这一政策的应有体现。
除开滥杀知识分子干部这一前提外，还有一个就是红四方面军固有的山头主义在作祟。陈独秀当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多次引用足以证明党内的山头、宗派由来已久而且长期共存。不独红四方面军，红一、红二方面军的派别也是层出不穷。但是，相比较而言，红四方面军更为严重一些。严重到可以自视最高、目无中央。张国焘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地步既有他自身的缺陷、制度的缺陷也有红四方面军土壤的烘托。红四方面军这种派系林立、山头激涌的现象不仅在红军时期大演特演，就在八十年代中还有所流露，例如红二十五军旧部围攻程子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王树声在这些缺点中留下的痕迹算是最重的一个。
关于红四方面军干部普遍素养比较差的例子还有很多，最为明显的就是余天云几欲殴打朱德、谩骂刘伯承的事件。朱德是红军公认的创建人之一，德高望重不说且为人宽宏，只是因为在南下问题上同张国焘有所分歧，这就在像余天云这样的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心目中成为“叛徒”、“机会主义者”，别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给张国焘调教出来的喜欢动辄给人扣上形形色色的诸如机会主义错误、右倾主义错误、日本特务、国际特务这类的帽子的手段则颇有一套本领。
有人不过是给朱德在马匹上提供了一点便利，立刻遭致余天云的唾骂和殴打，有一次甚至准备对朱德老拳相向。（参见《刘伯承军事生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的李特公然给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当李特看到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时竟然对莫文骅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参见《莫文骅将军自述》144、145页）当时红军给养困难，部队首长带头找吃的本来是寻常事，可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看来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岂非咄咄怪事？
多年之后，军史研究者刘统在撰写《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资料也在证实这一点即“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作战勇敢，但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引自该书214页）也就是说，简单粗暴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常用的一种手段，王树声何以例外？事实上，王树声、杜义德比这些个“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的将领比起来走得更远。发展到了直接枪杀同志，目无组织、目无中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李彩云为什么遭到枪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李彩云在路上发泄了对张国焘的不满。李彩云身属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对于张国焘在草地会师途中上演的那一幕拖人拉枪的行径有所了解，他认为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怠慢”中央北上的方针，后面的有些情况完全可以更好一些。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早在俄界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更不是什么秘密，连陈昌浩都开始松动，逐渐向中央靠拢，张国焘犯了分裂党的错误的消息日渐传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彩云背后议论张国焘就算是犯了作风散漫的错误，也不到论死的地步。可是，就在李新国、李彩云休息的时候，王树声、杜义德的枪口指向了李彩云的背后，几声枪响之后，李彩云这位红军骑兵部队早期组建者之一、英勇的战将倒在血泊中，慌做一团的李新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据《西路军沉浮录》作者、西路军史研究者董汉河说，当时王树声、杜义德都平静无事的告诉李新国，这是枪支走火所致。（参见该书424页）一名红军将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逃难途中给“枪支走火”杀掉了，杀人者用鲁迅的话说：“都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李彩云被杀的时间，《西路军沉浮录》中记载是1937年春天以后，而根据甘肃省党史研究者提供的时间则确定为1937年6月。《西路军沉浮录》中认为当时剩余人数为11人时李彩云遇害，而甘肃党史研究者认为是9人。但是，这些纤毫的差异都无关宏旨，李彩云遇害且死于同志手中则是确认无疑。朱德这样评价过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朱德说：“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总之，一切都以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指张国焘），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杀掉了，或者被赶走了。···”（引自《朱德传》352页）
张国焘用“肃反”这一极端工具和手段压服党内、军内不同意见者，用保卫局刺探人心由来已久。但是，这并不是张国焘的专利，在张国焘之前，毛泽东也使用过，以至于酿就了“富田事变”，在张国焘之后，更有毛泽东把“肃反”直接上升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浩劫。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给批臭了，就单独的把这种现象的发明权、使用权都按在张国焘的名下。这种全身散发着封建思想的臭气的“肃反”恶习让党内蒙冤者数以万千记，多年以来累及的冤假错案不知凡几。就王树声自己而言，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就和徐向前的妻子一道给张国焘当作改组派杀掉了。
但是，王树声同样也是张国焘在肃反运动中的受益者，没有许继慎、周维炯这些能征惯战的名将的倒下，也不会有他王树声在1934年便坐上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资历。这么说不过是在陈述一段历史，而无意贬低王树声本人的军事成就和战功。因为就是战功和军事能力也需要机会的等待和来临。张国焘一方面用杀伐的手段遏制了反对者的前行，一方面又用委以重任的办法笼络了人心。他利用工农出身的干部的质朴、听话、没有文化等特点在红四方面军中不断强化个人威望，让崇拜张国焘的风气日益蔓延。王树声等人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掏出了他们的手枪指向了李彩云的。然而，这不过是大的背景，还有一个小的背景，也许这就是牵扯到具体的个人修为的问题或者个人品质的长短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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