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0岁的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此前，她曾专修速记，很快就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当时的沈安娜并没有想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这一次安排，只是自己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15年地下情报生涯的开始，去延安甩手干革命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去武汉找党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没过几个月，一个叫华明之的小伙子也依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来到了杭州，在浙赣铁路局谋了份差事，就近协助和指导沈安娜的工作。1935年秋，他们结为夫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不久就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进入1938年后，时局更加动荡，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经商量，华明之暂留浙赣铁路局，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沈安娜辞去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去武汉找党。

　　“去找朱家骅”
　　
　　武汉城那么大，党在哪里？几天徒劳之后，沈安娜在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的引见下，沈安娜走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
　　
　　“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防止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党有必要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了解其反共意图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分析说，朱家骅已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沈安娜要利用曾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国民党的特别党员
　　
　　见过周恩来、董必武的第二天，沈安娜就到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了朱家骅，依旧按习惯称朱家骅为“主席”。
　　
　　“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朱家骅不仅答应安排工作，还为了解决沈安娜的国民党员身份，当即嘱咐秘书为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手续比走正常途径快很多)，并亲任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38年8月，武汉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华明之两人也离开武汉，来到重庆，并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到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沈安娜，“特别入党”的党证已经批下，安排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
　　
　　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沈安娜获得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由丈夫华明之送出，直抵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手中。来自国民党高层的许多绝密情报，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了然于胸，避免了工作的被动，进行了针对性的斗争。

　　和组织失散三年
　　
　　百般小心谨慎，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从未出现差错，然而，意外事件还是发生了。
　　
　　1942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直接领导徐仲航被捕，和组织的联系断了。失去了组织的指引，有重要情报送不出去，沈安娜和华明之如坐针毡。
　　
　　回想起周恩来所说“争取长期埋伏，耐心等待”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决定保持冷静，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来。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代表南方局来重接关系，和组织失散三年的沈安娜与华明之喜极而泣。
　　
　　解放战争时期，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丈夫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