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罗元发，福建龙岩人，1910年11月15日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红12军军部特务连政治委员，红15军直属队总支书记，红九军团新42团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1师1团政委、1师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北疆区委书记、新疆分局委员、西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委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4年，我在红三军团5师15团任政委。这年夏，我15团从前线撤下来，按上级的指示向瑞金附近地区集结，同时，抓紧时间补充新兵、补充服装。不久我就知道红军要突围离开中央苏区了。

　　我当时的心情很沉重。部队出发前，告别中央苏区的父老乡亲时，看到了许多父母送儿，妻子送夫的情景。他们眼里含着泪花、握着亲人的双手，依依不舍，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拉着我的手说：“盼你们早点回来。”

　　10月10日，突围开始，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前面开路，一军团为左路前卫，我三军团为右路前卫，八、九军团在两侧，五军团为后卫兵团，掩护中央机关。敌人走大路，我们走田间小路，为掩护大部队的行动，经常急行军，有时一夜奔走上百里。这期间，没有大的战斗，伤亡也不大，但部队十分疲劳，上级命令部队一直往前走，谁也不知道去哪里。

　　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分四个纵队从新安、金川之间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长征开始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战役。我们5师奉彭德怀军团长命令，以每天100余里的速度急行军，日夜兼程，抢占湘江渡口。李天佑师长命令14团和我15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渡江任务。我团迅速赶往新圩附近，占据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控制最高点，阻击广西白崇禧部队的进攻，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湘江。

　　我们面前是一条通往灌阳的道路，是敌人逼近江岸的必经之路。我和团长白志文、参谋长何德全仔细查看了地形，研究战斗方案。不一会，侦察员回来报告：敌广西第七军两个师正向我军逼近，距我军大约20华里。我们只有两个团的兵力，面对敌人两个师，阻击三、四天的任务确实很艰巨，但经过政治动员后，部队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阵地上硝烟弥漫。硝烟中，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冲来，被我一营指战员击退。敌人又组织第二次进攻，1000多敌人出现在阵地前，白团长果断命令炮兵开炮，我炮兵营的炮弹准确落在敌群中，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我军抓住时机发起冲锋，步枪、机枪一齐扫射，又打伤敌人一大片。

　　傍晚，敌人增加了兵力。第二天拂晓，敌人又发起进攻，大约两个团的兵力向阵地扑来，我一营、三营伤亡增加，前沿的几个小山包丢失，一个个重伤员从团指挥所抬过去。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李天佑师长打来电话：“一定要坚守阵地，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过河的任务。”这时，已有两个营长牺牲，我的头部也负了伤，血顺着脸往下淌。更不幸的是团长负重伤，如果团部的主要领导都撤出阵地，将影响战斗情绪，于是我坚持留下来，继续指挥战斗。李天佑师长知道这一情况后，及时派师参谋长胡震来阵地指挥。不久，胡震也中弹牺牲。由于伤亡过大，我命令预备队及团部机关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全部投入战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阵地上，敌人的尸体层叠摞压，我团也损失很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人，但阵地仍在我们手中。

　　下午四时，师部传达军团命令：“阻击任务完成，把防务移交其他部队。”我们团仅剩的600余人渡过湘江，追赶主力部队。

　　我团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多次战役，每次战斗都负出了沉痛的代价。我们都在思考失利的原因，都在渴望正确的领导，这个问题终于在后来的遵义会议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