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8日，在沈阳主持召开各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接到中央军委提早入关的作战命令后，即将政工会议改为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紧急动员大会。亲自作了政治动员，要求东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在平津战役中，要虚心向友军学习，自觉地照顾友邻部队。12月7日，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入关后，起草了《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指示，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于12月11日发出。第二天，又起草发出《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平津战役中，针对北平是文化古都和天津是商埠大城市，以及外国使馆和领事馆多而容易引起涉外事件等特点，注重抓了部队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和严守纪律问题。主持制定了《入城须知》、《约法八章》等规定下发部队执行。攻克天津后，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亲自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政策纪律情况，并向中央写了《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中央军委将此报告批转(用电报)各野战军。
1949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4月11日起，四野主力向华中华南进军，挑起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重担(政委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进军途中，领导各部队开展了以团结互助、爱兵尊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打仗好、走路好、团结好、纪律好的要求。在“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很快突破敌人长江防线，5月17日，占领武汉。10月14日，解放广州。12月，任中南军区暨第4野军第3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长，参与指挥部队剿灭国民党残部和大股土匪，以及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情况，及时指导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针对部队所处环境的转变，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各级党委、连队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并大力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1954年2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9月，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文献，后被中央军委印发全军。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军政治工作期间，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原则，执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方针与指示，不搞扩大化。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他还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大纲、军队中高级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规划、海岛工作纲要等重要文件。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要求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保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还担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陷害，给他强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错误的批判，受到撤职、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1975年春，被解除监禁。8月，出任中央军委顾问。重新工作后，不顾衰弱的身体，深入边防海岛，看望指战员，体察部队生活，带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撰写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回顾》、《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等文稿。
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中共中央对谭政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1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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